毛澤東、朱德在紅軍大學。前排左2起：毛澤東、朱德、林彪、何長工、周子昆；後排左起：楊得志、（佚名）、肖新槐、江華、譚家述、譚冠三、劉型、張際春。

      江華（1907─1999），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人。1926年加入中共。歷任中共茶陵縣委書記、紅軍第四軍政治部秘書長、紅三軍團六師政委、中共中央軍委警衛團政委、陝甘軍區關中軍分區司令員、紅二十八軍政治部主任、延安城防司令部政委、八路軍山東縱隊政治部主任、遼東省委第二書記、中共安東省委書記。中共建政後，任中共杭州市委書記和杭州市長。1951年起，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書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浙江省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五政委等職。
      江華在紅四軍工作時期即與毛澤東相識。江華對毛很是崇敬，他晚年回憶起在前委工作的那段日子，總是說：“在毛主席身邊．常使人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毛澤東對江華十分賞識，對後者不斷提拔。中共建政後，毛把江安排在浙江工作，先任杭州地方長官，後任浙江的方面大員。
      1949年以後，毛澤東每年都要到杭州度假。江華自然要陪同並調度一切，甚至還陪毛澤東打麻將。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1958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此時已擔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的江華也來到南寧，參加了這次會議。19日這天，江華一早就來到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感到有點突然，遂問道：“江華，有什麼事嗎？”“主席，我要彙報點工作。”江華站在門口說。一聽有工作彙報，毛澤東放下手中正在批閱的文件，招呼他說：“可以嘛！進來，坐下說。”
      坐下後，江華說：“主席，我們浙江省委考慮到您每年都來杭州，為了不使來訪者過多，影響您的正常工作和休息，也為了保衛工作的需要，我們想從幾個方面約束一下，訂了幾條制度。一是保密，西湖邊上的劉莊、汪莊很顯眼，我們準備不論您在與不在，夜間都開路燈，改變原來您在時開路燈，走後一片漆黑的強烈反差。二是您叫省委領導誰去，誰才去；您不叫，誰也不能去；向您彙報工作或談話的時間宜短不宜長，免得經常去打擾您。三是您經常提醒我們做到的，就是有中央領導下來和外省市領導人到杭州來，來去一律不迎不送。這些既為工作方便，更是保密的需要。您看這幾條行麼？”
      “這幾項規定很好嘛！”毛澤東當即表示讚同，“特別是最後一條，好！迎來送往很討厭！”
      此後，浙江省委一班人都認真執行了這幾條規定，保證了毛澤東的安全和正常的工作。但在執行的過程中，江華自己就打了折扣。有一次，江華得知毛澤東的專列早晨要到杭州，他非常想見到毛澤東，又礙於定下的規矩自己不能率先破壞，就靈機一動，想出一個“鬼點子”。那天，他早早起床，穿上一套運動衣，跑步去火車站。他是算準時間準時到達的。毛澤東見到滿頭熱汗的江華，劈頭便問：“江華啊，你怎麼又來接站了？”“不是接站，主席。”江華抹了一把額上的汗珠，還特意指指自己身上的運動服，“你瞧，我這是早鍛煉，恰好跑步經過這裏呀！”
      毛澤東哈哈大笑，他當然明白江華的花招兒，也沒有再說什麼。
      這次毛澤東要離開杭州時，江華又破了例，前去送別。羅瑞卿看出了江華想送毛澤東到車站的心思，便說：“到此止步吧！江華，我代表你送主席啦！”
      江華被擋了駕，無可奈何，只得站在遠處的草坪上跟毛澤東揮手告別。

建交前 會談137次
      從1955年開始，中美之間即開始了大使級會談，期間斷斷續續，到中美建交前共有137次。這是外交史上一場奇特的會談，雙方並不打算達成任何協議，但卻讓這場會談一直持續了1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布已經採取、且繼續採取適當磋商，使他們能夠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
       這份百十來字的聲明今天看來似乎平淡無奇，但這卻是中美雙方在未建交之前達成的唯一協定，1955年達成的這項旨在解決兩國平民歸國問題的協議出台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雙方共進行了14次會談，期間唇槍舌劍，互不相讓。
     “兩國互不承認，卻有會談關係；沒有外交關係，卻又互相派出大使進行長期會談；雙方還可以達成某種協定，創造了協定上你講你的、我講我的新寫法。這在國際關係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和美國人會談了9年多的王炳南大使後來回憶說。
       在會談進行到第3個年頭的時候，美國大使詹森突然聲稱自己奉命被派駐泰國，與中國代表的會談將由他的助手馬丁接替，在事實上使會談降級。王炳南把這一情況向周恩來匯報後，中美會談中斷。
       毛澤東1958年8月23日決定“炮擊金門”。美國對中國的這一行為，一時摸不頭腦，於是提出“希望恢復會談緩和台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美方的提議得到了中國的積極回應，中美兩國會談9月15日重新開始。
       中方提出的協議草案是美軍撤出台灣地區，中國政府收復金門、馬祖和沿海島嶼後，將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澎湖。美國則要求中國政府放棄對金門、馬祖使用武力。顯然，這樣的會談除了更明確了各方的意圖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作用。
       在1958年第80次會談上，中國大使宣布了中國停止炮擊的聲明，但同時指出，解放軍暫時停止行動跟美方在兩次會談中提出的停火建議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停停打打”的炮擊方式讓美國人根本摸不頭腦。
       會談在不會有結果的情況下繼續，但是中美雙方顯然都願意保持這個對話管道，而對話內容都由兩國最高首腦在背後授意，由兩國大使繼續以各說各話的方式交流。
      在1949年以後，一直有美國記者要求到中國進行採訪報道。中國政府在經過考慮後，於1956年8月，單方面解除了“不許美國記者入境”的禁令，邀請15家美國重要的新聞機構派記者赴華訪問。
      但是在會談中，這一建議卻被美方拒絕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擔心，如果允許記者訪華，傳教士、商人和遊客就會接踵而來提出訪華申請，同時也會引起美國的盟友台灣和其他反共政權的誤解。
      但一年後，杜勒斯卻又突然同意24名記者赴華訪問。中國沒有提更多的要求，只是提出也應允許中國記者去美國訪問。中國的這一要求並不過分，但是美國人卻又開始在本應對等的互訪中提出條件限制。中方認為這樣的限制，讓“自由採訪”成為一紙空文。而且美方拒絕中方以相同人數的記者訪美。這項協議最終沒有形成共識。

基辛格藉“養病”“謎航”北京
      基辛格生於德國費爾特市的一個猶太家庭，1938年，為逃避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隨父母遷居紐約。原本，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會計師，最終，他卻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
      提起基辛格與中國的關係，很多人都會想起三十多年前的“謎航”——1971年7月11日，在訪問巴基斯坦期間，基辛格假稱腹痛，利用48小時“養病”的時間去了中國。據說，基辛格登上飛機的那一刻，同在機場的倫敦《每日電訊報》駐巴基斯坦特約記者貝格一下子認出了他，並從機場負責人那裏得到確認。貝格馬上趕出一條急電，把這條特大獨家新聞發給報社；然而，這條本可提前震動世界的新聞的最後下場，卻是被編輯視為廢稿扔在一旁，因為他們實在無法相信這是事實。
      即使美國方面，也將這次訪華命名為“波羅行動”，意即像七百年前意大利的馬可．波羅那樣，是一次冒險。因為數十年來，中美之間有太多的隔閡和敵意：朝鮮停戰談判，雙方曾經一言不發，互相怒視，一小時後散會；華沙大使級談判，雙方代表面帶嚴霜，照本宣科後揚長而去也是常事。
      基辛格秘密抵京時，當時中國尚在“文革”的高潮中，處處都懸掛革命和反帝標語，從機場到釣魚台的公路兩邊，不時出現大幅標語：“打倒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不過，與周恩來的握手，使其他的事情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基辛格事後回憶說，“這是拋棄過去的第一步。”4天之後（7月15日），中美雙方同時向外界發布了一個連標點在內僅百余字的公告，一時間，舉世震驚。

擱置障礙終握手
      在變幻莫測的國際外交舞台上，中美關係總是如此惹人關注。奧巴馬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第一時間電賀。儘管北京對奧巴馬禮數周到，但仍然會聽其言觀其行，不僅要看他說什麼，更重要的是看他做什麼。現在的中國，與三十年前相比，顯然有了更多的話事權。
    三十年前，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這個時間，更多的只是象征意義。“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國的握手談判，是在1978年，達成協議也是在1978年。
     1978年初，中美領導人就建交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秘密談判，作為美國的第39任總統，卡特甚至都沒有讓美國國務院插手這一事情，所有的資訊都直接從白宮發往中國。
     在他日後公布的日記中，就有這樣的一段記載：“國務卿萬斯發誓要保守秘密。我決定不讓國務院知道談判細節，免得國會和公眾知道以後會提出強烈反對。……大部分發給鄧小平的建議和答覆都是我和布熱津斯基（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親自起草，從白宮直接發給他（鄧小平）。”
     如何在售台武器問題上與中方達成妥協，成為影響美中建交的最大障礙。
     卡特紀錄了如下片段：“目前存在的唯一障礙是如何在與北京和台灣的關係上取得平衡，既要與北京當局建交，又遵守我們對台灣人民的承諾。……今天，我派去訪問北京的國務卿萬斯給我發來電報，說中國外長黃華告訴他，明天鄧小平要見他。建交談判進展異常緩慢，中國國內並沒有公開此事……”
      此後，“我見了柴澤民（後出任中國首任駐美大使），他向我重申了北京當局的官方立場，我告訴他，對美方最重要的是，我們在與中國建交的同時，會繼續向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而且台灣問題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希望北京不要強烈反對。”
     “我和副國務卿沃倫．克里斯多夫及布熱津斯基一直討論到深夜，我們讓伍德科克與中方加快進度，盡快敲定建交公報文本的措辭，盡早宣布建交決定。……中方也發來了他們的文本，我立刻轉給身在中東的萬斯，讓他迅速做出回應。……我還和國防部長哈樂德仔細研究了有關對台軍售和撤軍等的措辭。……一切進展很順利。”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寫道：“我很驚訝鄧小平居然接受了我們的公報草案，並未提出修改意見。我們都努力加快談判進程。……”“就在我和鄧小平的筆下，兩國關係走入了一個嶄新時代。”日記中還記錄了卡特與布熱津斯基開的一個小玩笑：“我告訴布熱津斯基中方取消了建交的決定，他差點當場暈倒，我趕緊告訴他我是開玩笑的。”
      在1979年元旦到來的前一天，台灣駐華盛頓的大使館降下了旗幟，在美國十四個城市的領事館也同時關閉。第二天，也就是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979年3月1日，中國駐美使館正式成立。
      實際上，在談判中，有些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並為此後中美關係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大事小情埋下了伏筆。擔任中國第五任駐美大使的李道豫就指出，迄今，中美關係的消極面依然存在。
     “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也是困擾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最大因素。貫穿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中心內容也是關於台灣問題的表述。回顧中美關係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到，中美關係的主要波折，幾乎都與台灣問題有關。”
      但在三十年前，中美建交於兩國而言無疑都是適時而切實的選擇，卡特認為，與中國建交是其作為美國總統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最英明、最正確的決定”；鄧小平也說過，“完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這件事，我就可以去見馬克思了”。他深知，中美建交是中國開放、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討價還價 利益換朋友
       一種政體均會或明確或隱晦地體現一套基本的價值、道德、理想。政體內在的價值，就構成了外交的原則。外交的基本目的則是建立同盟來對付敵人（或潛在的敵人）。鬆散的同盟類似一個策略的結盟，比如中美關係。這種同盟幾乎就是現實利益討價還價的結果，以利益的妥協換取合作伙伴在某些問題上的支持。
      到1978年，鄧小平在考慮中美關係正常化時，已把經濟互利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並以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來吸引美國，1978年5月22日，他明確指出：“中美兩國貿易方面、人員往來方面還是要發展的，我們明白告訴他們，關係正常化與不正常化不同。我們不排除美國願意給我們而我們也需要的先進技術。但是，在同等條件下，我們優先考慮同我們關係正常化的國家。”而卡特曾說：“如果中國不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中國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將非常困難。”
      外交專家提醒，在中國自己奉行實用主義外交原則的時候，國際社會對待中國也完全是實用主義的態度——中國付出利益，才能得到朋友。由於缺乏道義的支持，中國的強大不會得到理解和同情，相反，必然被周邊國家、被國際社會視為一種威脅。
      而韓國《朝鮮日報》則刊文指出，中國在所有領域都會表現出雙重性，尤其是在外交領域。
       雙重性的根基是“韜光養晦”。“掩飾才能、積聚實力”的這一外交原則，就是表裏完全不同的“虛虛實實戰術”的代名詞。
      文章提到，為了本國的發展，中國基本上不願意和美國對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是“好也好不到哪裏去，壞也壞不到哪裏去”。

中國主席毛澤東（右）、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於1973年2月17日，在中南海會見基辛格（左）。

美國總統尼克遜1972年2月訪華，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展開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