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光洲是首個點名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的記者。

這幾個星期不論在中國、港澳台還是國際，三鹿奶粉事件不斷成為頭條新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把三鹿名字曝光的媒體和記者又是誰呢？就是中國的《東方早報》和該報的記者簡光洲。三鹿名字曝光之前已經有媒體陸續報導過毒奶粉，但都不敢指出品牌名稱。這不禁讓人們感嘆現在的記者，早已經失去了光榮感與使命感，部分媒體失落了社會良知，企業喪失了社會責任感。
　　簡光洲自己堅決表示，“一想到那麼多無辜的嬰兒，因為喝了三鹿奶粉而必須終身洗腎，甚至喪失生命，我對我的點名報導選擇不後悔。”這里轉載簡光洲在他的“東早網誌”對采訪三鹿的經過摘要。

說出事實  簡光洲一晚沒睡好
　　三鹿倒了，因為我的一篇《甘肅14名嬰兒疑喝三鹿奶粉致腎病》的點名報道所引來的質量問責風暴。
　　 對此，我沒有絲毫地興奮，而是有諸多的悲傷，對於一個有悠久歷史知名企業的社會責任感的喪失，對於國內企業傳媒關系上的“弱智”，對於媒體“社會良心”的失落。　
　　 我不是患腎病嬰兒的第一個報道者，此前湖北、甘肅等地有媒體早就有過報道，然而可能是出於各種顧慮，說到患腎病嬰兒喝的是哪家奶粉時，都用“某企業”代替。
　　我很能理解這些媒體的顧慮。
　　今日的媒體，他們要政治家辦報，更要企業化經營。沒有比報社的老總來說更難做的領導了：擔心內容出問題，他們整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擔心錢的問題，手下還有一大堆人等他拉廣告來養活。
　　今日的記者，在市場化地大潮與各種新聞禁錮中，早已沒有了前輩新聞人及自己當初入行時的光榮感和使命感。動不動就坐上被告席的他們在強勢的企業的眼裡只不過是名召之即來呼之即去的“小記”。
　　言歸正傳。9月10日，看到甘肅媒體關於14名嬰兒可能因為喝某品牌的奶粉而致腎病報道，聯想到當年安徽阜陽假奶粉的報道（報道的作者當時為我以前的同事，當時我們同住一屋），感覺這可能又是一個嚴重的食品質量安全問題。
　　隨即聯系到甘肅的解放軍第一醫院，醫生們介紹說，以往一歲以下的嬰兒得腎病非常少見，同時他們也還沒有確定奶粉是不是致病的確切的原因。
　　因此，在采訪的過程中，記者也和此前報道媒體一樣，為要不要在直接點出企業的名字而矛盾。不過，該院的李文輝醫生介紹，嬰兒最主要的食源就是奶粉。
　　這句話讓記者對於奶粉可能就是病源有了更多的信心，但又感覺證據還不充分。同事提醒說，8月底，湖北有媒體也曾曝出三名分別來自湖北、河南、江西的嬰兒可能因奶粉而患腎結石，不過報道也沒有點是哪家企業。通過朋友找到了報道的記者，得知喝的也是三鹿奶粉，只不過出於多種原因沒有點名，此後報道又被中止。
　　多個不同的地方出現了相同的病例，我初步判斷這可能問題不在水質，而在奶粉。於是決定寫稿時直接點出三鹿的名字，雖然意識到可能會面臨的各種風險。
　　還是不放心，又聯系到三鹿集團的傳媒部求證。該公司的工作人員信誓旦旦地保證，“奶粉沒有質量問題”。且聲稱就在近段時間，甘肅的權威部門對其奶粉檢驗也證明質量完全合格。
　　在奶粉品牌中，國產的三鹿並不陌生，但對其真正的歷史了解不多。於是上三鹿網站作進一步地了解，幾個信息讓我對這家老牌的國產品牌增加了不少的信用度和好感：有近半個世紀的悠久歷史；占市場約18％的份額；神七航天員指定專用奶。
　　神七航天員是否真的天天喝三鹿牛奶，我看未必。從營銷和品牌宣傳的角度看，這點說明三鹿在品牌的宣傳上還是花了不少心思和代價的。
　　說實話，近一二十年裡，一些國內的優秀品牌不是被市場化浪潮卷得無影無蹤就是被國際化的潮流所吞並（如最近的彙源果汁）或求別人收購（如宗慶後的娃哈哈）時，三鹿仍然能夠在這個浪潮中屹立不倒，讓我對這個民族品牌（雖然外資也佔有很大比例）有了更多的尊敬和好感。
　　“寫還是不寫出三鹿的名字？”當做這篇可能會讓企業面臨滅頂之災的報道時，我有過很多的顧慮和長時間的掙扎。我怕如果因為自己一篇可能錯誤的小小的報道給這家優秀的企業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造成巨大的損失，到時，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還會為千古罪人，甚至會被人扣上被外資品牌利用打擊民族品牌的罪名。
　　 所以在奶粉與患病嬰兒關系的論據求證上我格外地嚴謹，在行文時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對於三鹿強調自己的“產品質量沒有問題”回應，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聞標題裡，我再次強調了三鹿公司“沒有證據表明奶粉導致嬰兒患腎病”的結論。
　　意識到報道刊出的各種風險，此間也一直在猶豫要不要如實地寫出來，最終還是決定“點名”，因為如果繼續寫“某企業”，總感覺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此前媒體報道的網友評論中，幾乎所有人都強烈要求點名是哪家企業。“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夠這樣的含糊其辭？”很多嬰兒的母親留言讓我決定，即使被威脅，還是要點名。
　　我不是說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說出一個事實。在這個社會，面對各種誘惑與風險，要說出一個簡單的事實其實也不並不容易。
　　在報道上版時，我腦子裡晃動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氣勢地打電話指責記者的不負責任、並要把記者告上法庭的景像。說實話，這個晚上，我都沒有怎麼睡好。
三鹿缺乏協調應對能力
　　11日，報道見報後，網站的大量轉載讓三鹿公司隨即陷入一場風暴，我也作好了面臨三鹿公司責難的心理准備。
　　11日中午到報社上班時，同事就告訴我，上午三鹿公司打來了多個電話。
　　下午，終於接到了自稱是三鹿公司的劉小姐打來的電話，希望記者從網站上撤稿。當我詢問這位劉小姐大名時，回答是“就叫劉小姐”。顯然，她不想記者知道。
　　劉小姐要求撤稿的理由是，甘肅14名患腎病嬰兒基本上是分布在同一片區（我不知道她是從哪裡得出這個共同點，這些患病嬰兒分布的地域可謂方圓數百裡），可能因為這些地方的水質有問題，與奶粉無關。其次三鹿的奶粉剛剛被質檢合格，所以問題一定是在患者自己身上。
　　記者問：那麼湖北、江西、河南和江蘇等地也出現一同樣的病例該作何解釋？難道全國這麼多的省份水質都有問題？這位劉小姐支吾半天說不清楚後稱“這仍可能是與水質有關”。
　　這位劉小姐反駁記者說，石家莊人天天吃這個奶也沒有出現問題啊？

三鹿缺乏足夠社會責任感
　　顯然劉小姐的辯駁非常地無力，從企業公關的角度來看，我對三鹿集團的傳媒部有幾個不解。
　　其一，這位自稱是三鹿集團傳媒部劉小姐說了半天，除了對三鹿的問題奶粉調查發展到了哪一步說不清楚之外，對於同一部門的楊小姐也不認識。對此，劉小姐解釋說的三鹿集團很大，人很多。我真的有點難以想像三鹿公司的傳媒部到底有多大，以致於和媒體溝通前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情況了解。
　　“你什麼都搞不清楚，是對你們公司的不負責，你們公司要這個傳媒部什麼用的？三鹿公司要你們這些人有什麼用？”記者超出了本身的采訪職責，把這位劉小姐教訓了一通。此時，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這家企業的管理有問題，其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着垮塌的命運。
　　被逼急的了劉小姐最後說，記者沒有證據證明三鹿公司奶粉有問題，這侵犯了其知識產權（為什麼是知識產權，而不是名譽權，還沒有想通）。
　　其二，我很奇怪這位小姐為什麼不打我手機，因為頭天我已留下手機給該公司的傳媒部，也是希望如果他們有什麼情況需要補充說明可以隨時聯系上我。這說明這個傳媒部的管理是一團混亂。
　　其三，此前一天在采訪三鹿公司的傳媒部的楊小姐時，當記者問晚上是否能聯系上這個部門，能否留下其手機時，這位小姐稱自己的手機是私人手機不方便留給記者。采訪過很多出了負面新聞的企業，第一次見到不願意留下手機以方便記者聯系的。
　　其四，報道見報前一天，打電話到三鹿集團傳媒部，想確認三鹿奶粉是否真的存在質量問題和對嬰兒可能因為吃了三鹿奶粉而患腎病的情況是否知情。
　　兩點時打了電話，有工作人員告知要到兩點半上班。怕打早了，等到三點才打。接電話的是三鹿公司傳媒部的楊小姐。回答說，三鹿公司已經委托了甘肅權威質檢部門進行了質量檢測，結果證明奶粉質量是完全合格的。
　　當記者問是甘肅的什麼權威質檢部門？是在何時做的檢測？得到的答復有些令人失望，這位楊小姐除了重復三鹿是個有多年歷史的知名負責任的企業之外，對於事件進展似乎知之不多。
　　憑我的觀察，這位楊小姐要不是在糊弄記者，就是對整個三鹿問題奶粉發展到哪一步根本不知情。
　　從三鹿自己公布的情況來看，在6月份時就知道奶粉有問題。9月11日記者的報道見報後，一向是“某企業”的三鹿仍如此信誓旦旦。
　　我羅唆這麼多的意思是，對於三鹿公司來說，在企業出現危機時，缺乏足夠的協調應對能力，特別在應對方面更是“弱智”。
　　 當然，可能三鹿並不弱智，只不過是想拖延時間，隱藏真相（後者的可能性極大）。這幾天網上曝出有公關公司為其出謀劃策：出300萬給百度，封殺所有的負責新聞，這招也夠狠，不知其實施了沒。
　   ３月份接到消費者的反映，6月份反映人漸多，8月份偷偷摸摸地停產並私下收回。從三鹿自己公布的信息來看，這家企業對於自己的奶粉有問題早已知情。
　　 那麼為什麼在如此長的時間裡，為什麼沒有全部收回？為什麼沒有告知消費者？
　　幾個月的時間裡，我沒有看到三鹿集團拿出負責任的行動。如此對消費者生命不負責任的行為必然會導致企業生命的終結。
　　 當記者的直接點名報道被各大網站大量轉載後，三鹿集團向新浪網和人民網發了一個問答式的回應，聲稱自己的產品質量沒有問題，沒有證據患腎病嬰兒與喝三鹿奶粉之間有必然的聯系。
　　 早知道自己奶粉有問題的三鹿此時仍然發出這樣的聲明，我的判斷是他們想作最後的垂死掙扎。這也可以看出，死到臨頭的三鹿仍沒有一點點回頭是岸的悔意。
　　11日晚上9點多，在做完當天的報道後，我坐上從上海到蘭州的飛機。飛機上，我心裡還有些忐忑，因為報道出來後整整一天，三鹿仍如此信誓旦旦地保證，我懷疑自己的報道是不是真的寫錯了。
　　近零時，抵達蘭州機場，一開手機就接到同事的短信：三鹿決定召回8月6日前的嬰幼兒奶粉。
　　從早上到晚上，10多個小時的掙扎後，心虛的三鹿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
　　這是一個遲到的正確決定，然而一切都可能無法挽回，我似乎看到一個號稱有半個世紀歷史、在國內奶粉市場占有率最高的企業的轟然倒塌之聲。

任內有毒食品多
質檢總局長丟烏紗
    三鹿奶粉事件終於觸動中央層級高官，李長江已黯然辭職。這位國家質檢總局頭面人物成為本屆政府組建半年後，首位請辭的中央閣員。連同早前請辭的孟學農，兩位省部級高官在制度化的“問責風暴”中去職，顯示了中央吏治的決心和中國政治的進步。
    “不管是誰，凡是瀆職、失職，凡是官商勾結，凡是違法違紀的，一律依照法律法規進行嚴肅處理。”這是李長江上9月17日在毒奶粉記者會上的“豪言壯語”，也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言猶在耳，他就成為事件中第一個被“嚴肅處理”的正部級高官。
    李長江主掌質檢總局的七年間，中國食物及產品多次出現安全事故，令“中國製造”的信譽一落千丈，毒奶粉事件只是把他壓倒的最後一根稻草。
    李長江是黑龍江人，1980年代進共青團系統工作，歷任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之後歷任浙江副省長、海關總署副署長等職。

任內毒食品一宗接一宗
國家質檢總局負責全國產品及食品質量及衛生監督工作，作為最後的“把關人”，李長江主政期間，中國食物及產品安全事故，一宗接一宗。2004年安徽阜陽的劣質奶粉，出現171名“大頭娃娃”，13人死亡；2005年中國水產驗出致癌物質孔雀石綠；2006年，多款調味料被發現致癌顏料蘇丹紅；去年輸出日本的餃子又被發現有毒，輸出美國的寵物飼料又發現含有三聚氰胺，大批國產玩具被指安全不及格。
在連串事故後，“中國製造”的食品及產品去年遭歐美多國禁制，引起海內外關注。不過，李長江當時指責是西方國家及境外媒體“誇大炒作”、“顛倒黑白”。他堅稱，中國出口食品的及格率多年來保持在99%以上，只有小部分出問題。
然而，這次問題毒奶粉事件越鬧越大，禍及下一代，更波及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成為國際醜聞，嚴重影響中國國際形象。
而於近日被質檢總局宣布廢止的產品免檢制度，正是2001年4月李長江開始擔任質檢總局局長後一手推動實施的。此外，在剛剛過去的8月，質檢總局還涉嫌另一樁醜聞：數家防偽企業指控質檢總局憑藉行政壟斷，借電子監管網斂財，將國家質檢總局告上法庭。8月1日，食品電子監管的直接推動人──質檢總局食品監管司原司長鄔建平自殺身亡，更給此事件蒙上神秘的面紗。作為質檢總局的負責人，李長江也應對這場鬧得中外皆知的醜聞負責。
人神共憤，李長江不下台，顯然不足以平民憤。已經64歲的李長江，不可能再復出，其政治生命以不光彩的一幕結束。

李長江下台網民稱“大快人心”
      本月初“三鹿牌”毒奶粉醜聞曝光後，負責為全國產品“把關”的國家質檢總局，成為眾矢之的。事件越燒越烈，截至22日，全國因食用問題奶粉患腎結石的兒童，增至5.3萬人，1.2萬多人仍然住院，最少4名患兒死亡。有消息稱，在西藏也已確認至少37名嬰兒因有毒奶粉罹患腎結石，另在青海地區的患病嬰兒人數也已增至169人。
      新華社報道，鑑於多家企業的奶製品驗出“三聚氰胺”，國家質檢總局“監管缺失”，局長李長江負有領導責任，同意接受其引咎辭職的請求。再過一年即可圓滿退休的64歲的李長江，成為毒奶粉醜聞爆發以來，問責“落馬”的最高級官員。消息人士，中央組織部一名副部長9月22日上午在質檢總局宣布有關任命，副總理王岐山也出席會議，並發表簡短講話。
      李長江於2001年起擔任國家質檢總局首任局長，期間發生多宗食品及產品安全事故。對於他引咎辭職，有網民說“大快人心”，也有人認為“工作重大失誤，不能辭職就算。”
      李長江在9月17日記者會上曾表示，“含有三聚氰胺的企業是少數，含量也不一樣”，要大家放心。但至今，除了三鹿外，蒙牛、伊利等多個牌子的奶粉及鮮奶，也被驗出“三聚氰胺”，並流入香港及台灣等地；這些問題奶粉品牌，很多都是質檢總局標榜“品質佳”的免檢產品。民眾普遍認為：“免檢產品”已成為一些企業的保護傘，由於這個標準很低的產品免檢制度，質檢總局放棄了對這些食品企業的監管職責，導致了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爆發。

石家莊延誤報告38天
      傳媒更揭露，早於6月，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網站留言查詢版內，就有消費者報料湖南兒童醫院有五名嬰兒患腎結石，他們均長期吃用同一牌子奶粉。不過，質檢總局當時只回覆稱“正關注此事”，還建議報料者“將詳細信息向衛生部門反映”。
      另據國務院調查組發表報告，石家莊市政府早於8月2日接到三鹿集團關於奶粉問題報告，但直至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報告，延誤達38天。中央決定免去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職務，市委書記一職由河北省委副書記車俊兼任。較早前，石家莊市長冀純堂已引咎辭職。

最早點名三鹿毒奶粉報道的《東方早報》。

毒奶粉事件負“監管缺失”責任的李長江（圖中），終黯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