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莊本身的經濟依賴鋼鐵產業。圖為兩位男子在鋼材市場挑選鋼管。

      1978年至1993年，是天津靜海縣大邱莊締造神話的15年。在這15年間，大邱莊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領頭人”禹作敏帶領下一炮衝天、率先崛起，成為“天下第一莊”。1993年至2008年，又一個15年。大邱莊撤村建鎮，舊貌換新顏。15年來，這裏的人謹慎低調，不事聲張，而外界對大邱莊的關切卻從未停歇，因為任何一個關注中國農村改革和中國農民命運的人，都無法迴避禹作敏和大邱莊。

      據《南方日報》報道，在30年的改革進程中，大邱莊如同中國農村改革的試驗田，集體經濟、民營化的企業改革等無數生動的故事在這裏流傳。大邱莊猶如一個解析政治和經濟糾葛的典型案例，扮演一個國家發展縮影的角色。

天津小村創造發展奇跡
      不少土生土長的大邱莊人同外人聊天時，經常會蹦出“過去”“以前”“原來”“從前”，諸如此類的辭彙。一般意義上來說，這些都是指1993年以前的生活。
      1993年以前，大邱莊至少有三樣東西格外光鮮耀眼，以致讓全國其它村莊的農民艷羨不已：一個超強的經濟實力、一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和一位英明卓越的領導人。 
      其實大邱莊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口號還要早。在舉國茫然的1976年，時任大邱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起用了村裏人稱“劉萬能”的能人劉萬明。
      劉萬明原來在天津一家冶煉廠當工人，此人不僅懂冶煉技術，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劉萬明利用大隊湊起來的10萬元錢，低價從軋鋼廠買來舊部件，串成3台軋鋼機搞冷軋，當年就賺了27萬多元，第二年又賺了60多萬元。
      如此下來，劉萬明、劉萬全兄弟倆成就了大邱莊的發家工廠，再以滾雪球辦法，“母雞下蛋”，由一個廠變成4個廠。
      從1980年代中期起，大邱莊的鋼鐵企業就開始迅速裂變、擴張，一個企業繁衍成幾個，“以鋼為綱”，帶鋼、線材、管材生產線一條接一條建起來。此時，支撐大邱莊集體經濟的四大企業集團津美、萬全、津海和堯舜也相繼形成。1992年，大邱莊的企業發展到達一個頂峰。
      當時，這個天津小村甚至驚動了《紐約時報》，他們這樣寫道：“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平治房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房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莊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
      經濟的騰飛與發展，也給福利體系穿上一件金色外衣。“那個時候甚麼都是發的，連水電都不要錢。”村民描述禹作敏時期大邱莊的集體福利體系時，流露出懷念的情緒。這個福利制度，包括房子、車子、子女入學以至醫療等14項福利待遇。
      當然，獲得這些好處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你什麼都得聽禹書記的”。在這個烏托邦般的村莊中，人們在享受“從搖籃到墳墓”福利的同時，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尤其是鄉鎮企業，領導人權力空前強化，以及政企不分、產權不明、資源非市場化配置，使企業失去了最為寶貴的自由機制和發展空間。

多數村民懷念“天下第一莊”
      禹作敏時代，在舉國皆談“分田到戶”之時，大邱莊卻把資源收歸集體掌握；在市場化的分配方式成為時代主流之時，大邱莊的分配卻帶有強烈的供給制和平均主義色彩；在經濟建設成為各地的中心之時，大邱莊還保留濃厚的政治氛圍；在明晰產權成為經濟改革的一個方向時，大邱莊還保持“大一統”的格局。禹作敏最後“栽”在一位名叫劉林山的記者手上，劉時任《法制日報》社天津記者站站長。劉的系列報道層層揭開了禹作敏在大邱莊所作所為的黑幕。
      1993年8月27日下午，天津市中級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等5罪名，判處禹作敏20年徒刑；6年後的10月3日，70歲的禹作敏病逝於天津。 
      但是，假如能回到從前，大多數普通大邱莊人表示願意選擇回到那個他們生活過的衣食無憂的集體。現實生活的種種不如意，讓這部分人更加懷念死去的“天下第一莊”。
      村民在傾訴完對現實生活的種種不滿後，忘不了加上一句“禹書記那陣多好”。
      大邱莊仍有很多人篤信：大邱莊能有今天，還得把功勞算到已經去世多年的禹作敏頭上。甚至他們還相信：如果禹作敏當初不被抓走，大邱莊發展得比現在還要好。總之，不論說到大邱莊的今天還是往昔，禹作敏是個揮之不去的人物。
      除了部分村民埋藏在心裏的感激，在現實社會中，禹作敏在大邱莊留下的痕跡卻十分淺略。在大邱莊，肉眼能看見禹作敏名字的大概只有兩處。一處是禹作敏現在的墓碑，死後他就埋在大邱莊的西邊。另一處是大名鼎鼎的九龍壁，背後“大邱莊變遷記”的銘文末署名為“禹作敏一九九零仲夏”。   
      現在的鎮政府就是原來的大邱莊村委會，與禹家的大院只隔一條泰山道。距離禹作敏被捕入獄至今已有15個年頭，可禹家的院牆上的一段鮮艷的藍底的標語有意無意的在提醒人們一段往事：嚴懲黑惡勢力犯罪。禹作敏之死，大邱莊的前15年時代宣告終結，從某種意義上講，後一個15年始於對前一個15年的揚棄，集體經濟、福利制度等禹作敏留下的遺產，被後來的大邱莊人拋棄，萬全、津美、津海、堯舜四大集團也被改制成四個村民小組，而始終沒有改變的是大邱莊仍舊吃“鋼鐵飯”。

被迫改制 變公有為民營
      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苑鵬看來，即使禹作敏沒有被捕，大邱莊在1993年之後的日子也會過得相當艱難。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要求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不要糾纏於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討論。中國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取向基本明確下來。城市國有企業轉軌逐漸面向市場，鄉鎮企業開始面臨更大的競爭。
　　“當時有句話叫‘老虎下山，猴子上樹’，以前依靠在體制夾縫中生存下來的鄉鎮企業將面臨非常大的競爭，另外，鄉鎮企業本身的社會包袱太重，他們一出生就有點反市場經濟的味道。”苑鵬認為。
      經過了兩年的準備，從1995年開始，大邱莊開始了艱難的改制，首先是從房子開始，大邱莊人買斷自己的房子，3個月的時間，18萬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別墅全部出售給個人。
      接下來，大邱莊先後完成了醫療、物業管理、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14項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並一直延續了多年的待遇，幾乎全部取消。
      而這種改革面對的阻力也是很大，“畢竟以前幾乎都是免費的，但必須改，企業受不了。”被稱為改制後“輕裝上陣”的企業開始從產權改革方面進行努力。變公有為民營，投資主體由單一變多元。其方式是：集體整體從企業中退出來，由“能人”出資“入主”。新華社一篇報道稱，當時的鎮黨委書記陶潤立含眼淚說：“我們急過、蹦過、跳過、哭過，四大企業集團的老總有的累得連路都走不動了……”
      改制後大邱莊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企業格局，大邱莊的經濟成分80%為民營，20%為外資和集體參股。“雖然單幹有種種不如意，當時的改革還是比較公正的，但現在看來當時的改革還是正確的。”現在發展得比較好點的企業的老闆，大部分還都是當年的廠長、經理、會計等。這部分人以前在禹作敏時代就是住別墅，現在仍然住別墅。
      從某種程度上說，禹作敏的死給大邱莊帶來轉機，由於矛盾暴露得早，大邱莊比南街村更早地完成了以股份制改造為主的產權改革。
      即使大邱莊的工薪階層，也能清醒地認識到產權改革的意義。大邱莊長江道上一位雜貨店老闆說：雖然那時候集體什麼都分，但手上確實沒錢啊，一個月的薪水只有300多塊，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產權改革更大的意義是提供自由創造的空間，如果沒有產權改革，也不能產生如今年銷售額過百億的友發鋼管。
      1993年還有一段歷史被大邱莊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禹作敏事發之後，除了原來的四大集團瓦解，大邱莊鎮政府也建立了。在知名學者華中師範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項繼權教授看來，大邱莊鎮的建立打破了村莊的封閉，被國家權力接管的大邱莊，正常的秩序減少了威權人物的干擾。

貧富分化 村民生活窘迫
      “現在是最好的時候。”也有村民談到大邱莊的現狀時，絲毫沒有掛念逝去的日子。去年，某中央媒體報道大邱莊時，還用了這樣的標題：大邱莊“活”了。
      大邱莊人早已拋棄“天下第一莊”之名，如今打“中國焊管第一鄉”的名號對外宣傳，並且，有資料顯示這已經是個“以鋼為綱”的鄉鎮，早在2006年時，鋼鐵的總產量達到了726萬噸，焊管產量達到370萬噸，當之無愧是全國最大的生產基地。
      大邱莊鎮主管宣傳的楊主任透露了下面的資料：從2002年下半年起，大邱莊的經濟開始逐步復蘇。2003年實現財政收入7200萬，2004年實現財政收入1.5億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億元的高度，2007年基本達到3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8500元。如果所有的經濟資料都在告訴你一個“活”的大邱莊，那麼不足一千米的香港街則告訴你：15年前的大邱莊已經死了。這條街現在的衰破一望可知。
      香港街是一個常被媒體提起的地名，記載大邱莊的興衰起落。在香港街的拐角處，簇新的上島咖啡很是扎眼。仔細去看，地址寫的卻是靜海縣城，香港街上稱得上光鮮的還有一家文具店。
      一位村民說，“現在大邱莊好是好，但都只是個人的，和我們無關，禹書記那陣是真的好，因為他想的都是集體。現在？都是各幹各的唄。” 
      毫無疑問，單論GDP，大邱莊鎮正在享受“莊主”禹作敏死後從未有過的輝煌，盡管這樣的榮耀已經不屬於“大邱莊”，而是“大邱莊鎮”。進一步說，這樣的輝煌只屬於少數廠長和老闆，似乎和大邱莊普通民眾無關。“村裏上億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窮得連供暖費都交不起。”一名村民說。
      “還是禹書記那陣好，連電費都不用花錢。”而比窘迫生活更可怕的是，更多人正在失去生活的來源。像一位劉姓村民，一個月只能在自己親戚家的廠子裏幹上半個月，其余時間就處於失業的狀態。“現在村裏有錢的人大概佔10%，沒錢的佔到90%。”萬全街道的一位領導說，貧富分化也引發了一場“萬全風波”。多人去鎮政府“散步”，當時還打了標語。“散步”有了一定的成果。在萬全街村民看來，“萬全風波”最重大的收穫就是以簽名的方式選舉出了村集體的領導班子。
      4月2日，新的領導班子正式開始運轉。“現在的領導班子和民眾是一條心”。有村民如此評論。組織者談起此事時，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我們就是挨家挨戶去簽名，結果有超過一半人同意罷免原來的村主任”。
      據知情人士透露，之所以能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根據《村民組織法》第十六條規定，只要有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聯名，可以要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最後召開村民會議，投票表決罷免要求，經有選舉權的村民過半數通過即罷免成功。
      村民居然可以依法罷免村委會主任，在15年前的大邱莊這顯然應該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村民說，新任的村主任叫劉永華，是禹作敏時代“能人”劉萬全的兒子，也是禹作敏的侄女婿，原來是大邱莊小學的校長，很受禹氏家族的器重。1993年被捕之前曾任萬全集團代理總經理，後被判刑4年，出獄後曾在外面做生意。
      據村民們介紹，由於萬全賬目混亂，他們對原任村領導班子非常不滿意，又十分懷念劉永華的才幹，所以此次把選票投給了他。但劉永華卻非常低調，並不願意說什麼。“原先是向一個方向使勁，後來是向自己那裏使勁”，著名農村學者于建嶸教授認為，“萬全風波”折射的是民眾對禹作敏時代前後治理模式的突兀與不適應，使貧富分化問題凸顯。

農村改革後，許多農民過上了富裕的日子。圖為天津一名農民抱孫子參觀即將入住的新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