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是“四人幫”成員之一。有資料顯示，他曾經打算脫離“四人幫”，而且手頭藏有兩封密信，是留着將來請功時使用的。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4月初，在天安門廣場上爆發了以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為主流的“四五”運動。“四人幫”控制下的《人民日報》稱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4月12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下面寫着：“《人民日報》總編輯收”；信封的背面寫着：“請戈培爾編輯收”。《人民日報》的一位負責人拆開一看，信封裏面裝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這份報紙上登着《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這份報紙的刊頭“人民”二字上打了一個大黑叉，然後加上兩個字：“造謠”。
      接着，寄報人在這份報紙的空白處寫下了如下批註：“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陰謀家的傳聲筒……一篇混淆視聽的假報道就能騙得了人民群眾嗎？從今改為：法西斯黨機關報。打倒野心家、陰謀家張、江、姚！！！”
      拆信的這位負責人見此，連忙把信送給當時《人民日報》的總負責人。隨後，此信又被送到分管全國宣傳工作的姚文元手中。姚文元讀着這些文字，臉色青一陣白一陣，但他還是裝作從容的樣子，把這份《人民日報》裝入信封之中，然後問：這件事還有誰知道？《人民日報》總負責人答道：除了我和那個拆信的負責人之外，再沒有人知道。
      姚文元交代：這件事，只限於我們三個人知道，誰也不准說出去。此後，姚文元把這封信鎖在自己家的抽屜裏。他沒有把這封信交給已經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也沒有把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看。
      第二封密信是這年7月收到的。當時，毛澤東的病情加重。正在這時，姚文元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這封信是新華社負責人轉給姚文元的。信是由新華社某省分社的一名記者寫的。
      這封信反映的主要內容是：“現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爭，老派現在不開口，因為毛主席還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老派是要大幹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
      寫信的新華社記者還要求姚文元看過這封信後，把信轉給毛澤東。姚文元看過之後，還是把信壓了下來，也沒有對任何人講。姚文元把這兩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樣想的呢？
      中央專案組1980年7月17日審訊姚文元時，姚文元曾交代說：“毛主席逝世後，我就聯想到毛主席說過的‘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的話，我就擔心要解決到自己頭上了。”
      姚文元在接受審訊時還說：“我想，如果把這兩封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他們，他們就會馬上追究，而這兩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與中央內部高層人物有關，追來追去，不一定追查清楚，反而會在中央內部樹敵過多，使我在中央內部處境不利。”
      從姚文元的上述交代來看，他是預感到“四人幫”要垮台的，他自己也要出事。他不把這兩封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就是預備一旦出事，他好有一個向華國鋒、葉劍英請功的東西，也好把自己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區別開來。
      姚文元是否考慮過在毛澤東逝世後，他要與“四人幫”斷絕幫派聯繫呢？顯然是考慮過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記中寫到了他的矛盾心情。他是想與江青等人從此保持一定距離的。他在日記中寫道：“在中央，許多人已經開始疏遠和不滿江青了。”但是，姚文元經過反復權衡，最終仍未脫離這個小集團。文：柯秉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