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副總理一級的高官，應該算謝富治跟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中央文革小組”最緊了！謝富治有軍功，抗戰時是129師的旅級官員。後來歷任第三兵團司令員、西南軍區副政委、公安部部長等職，上將軍銜。
      1966年7月29日下午3點25分，他接見了北京政法學院的造反派代表。談話的主要觀點酷似江青、康生的原話。有學生問：“工作組為我們製定了許多條條框框怎麼辦”？謝富治說：“按你們自己的搞，不要按工作組的搞。毛主席指示不要工作組。工作組不是中央派的。你們回去要自己選舉文革委員會，學生是主要領導，各級都成立，學校領導學校，系領導系，班領導班。選舉的不合適，可以罷官。工作隊一個都不要，好的不好的都不要。解放16年了，毛主席的思想，學校都沒有執行，都是30年代的封建主義統治，都是黑幫頭子彭真、羅瑞卿、周揚搞的！”
      有學生問：“如何對待以前的學院黨委？”謝富治說：“他們辦學校是很成問題的。1964年在畢業典禮大會上，我去講話，我說把政法學院辦成黨校性質的學校，他們就是不讚成。還是搞錢端生、雷潔瓊（兩個校領導）那些舊方法。他們本來叫我說幾句恭維的話的，我就是不說。我批評北政法培養的學生60%—70%成了廢品、次品，就傷了他們的心。黨委書記劉鏡西就不參加會議。他們不講學毛主席著作，只講些舊法學。”
      有學生問：“工作組給兩個副院長打包票，一個是李金保，一個是郭倫，怎麼辦？”謝富治說：“他們能打得了包票？沒有跟你們學生商量，打包票是錯誤的，毛主席還依靠民眾呢！”
      當時，謝富治是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兼公安部長。江青、康生、陳伯達對謝富治這個刀把子特別青睞，特別倚重。有一件大事是“一月風暴”中謝富治支持北政法造反派奪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權，致使外潛名單泄露；一部分北政法紅衛兵還到外省奪了省市公安廳、局的大權。對此，謝富治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1967年1月13日，江青、康生依靠謝富治炮製了著名的《公安六條》，凡是對毛澤東、林彪、葉群、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遲群、謝靜宜等有非議的一律定為現行反革命，一律給予鎮壓（即殺關管），以確保“中央文革小組”政令暢通。
      1967年8月7日，謝富治在武漢發表講話：“很多省市政法機關做了省市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工具，做了他們的幫兇。後來在一月風暴中，當權派靠邊站了。以後他們又跟軍區陳再道、趙永夫支持保守派，鎮壓革命民眾。彭真、羅瑞卿的流毒在公安政法戰線根深蒂固，大力推行蘇修、國民黨的黑貨，把專政矛頭指向革命民眾。”
      謝富治高喊：“砸爛公檢法！”不久，這個口號響徹全國，全國的造反派發起衝擊公檢法，搶奪檔案事件。最高檢、內務部、國務院內務辦、公安部和最高法都被撤消，公安部門只留少數人辦公。
      在公安部，謝富治製造了“羅瑞卿的地下黑公安部”冤案，包括幾名副部長在內的47名司、局官員被捕入獄。11月5日，謝富治批評“檢察院完全是學蘇聯的”。25日他說：“法院這個名稱是舊的東西，沿用國民黨時用的名稱”，“17年來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只有靠造反的紅衛兵來解決”。
      然後公安部下發文件，中斷了公安部與各省廳各地市局的垂直關係。“垂直”被批為修正主義的體制。8月9日，林彪發表講話，支持謝富治。他說：“現在不少地區黨政機關癱瘓了，表面上看來很亂，但這個亂是必要的，正常的。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過命的命，我們要在全國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
      文：王杏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