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富治“砸爛公檢法”
( 2012-12-28 )
謝富治
“文革”中副總理一級的高官,應該算謝富治跟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中央文革小組”最緊了!謝富治有軍功,抗戰時是129師的旅級官員。後來歷任第三兵團司令員、西南軍區副政委、公安部部長等職,上將軍銜。
1966年7月29日下午3點25分,他接見了北京政法學院的造反派代表。談話的主要觀點酷似江青、康生的原話。有學生問:“工作組為我們製定了許多條條框框怎麼辦”?謝富治說:“按你們自己的搞,不要按工作組的搞。毛主席指示不要工作組。工作組不是中央派的。你們回去要自己選舉文革委員會,學生是主要領導,各級都成立,學校領導學校,系領導系,班領導班。選舉的不合適,可以罷官。工作隊一個都不要,好的不好的都不要。解放16年了,毛主席的思想,學校都沒有執行,都是30年代的封建主義統治,都是黑幫頭子彭真、羅瑞卿、周揚搞的!”
有學生問:“如何對待以前的學院黨委?”謝富治說:“他們辦學校是很成問題的。1964年在畢業典禮大會上,我去講話,我說把政法學院辦成黨校性質的學校,他們就是不讚成。還是搞錢端生、雷潔瓊(兩個校領導)那些舊方法。他們本來叫我說幾句恭維的話的,我就是不說。我批評北政法培養的學生60%—70%成了廢品、次品,就傷了他們的心。黨委書記劉鏡西就不參加會議。他們不講學毛主席著作,只講些舊法學。”
有學生問:“工作組給兩個副院長打包票,一個是李金保,一個是郭倫,怎麼辦?”謝富治說:“他們能打得了包票?沒有跟你們學生商量,打包票是錯誤的,毛主席還依靠民眾呢!”
當時,謝富治是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兼公安部長。江青、康生、陳伯達對謝富治這個刀把子特別青睞,特別倚重。有一件大事是“一月風暴”中謝富治支持北政法造反派奪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權,致使外潛名單泄露;一部分北政法紅衛兵還到外省奪了省市公安廳、局的大權。對此,謝富治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1967年1月13日,江青、康生依靠謝富治炮製了著名的《公安六條》,凡是對毛澤東、林彪、葉群、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遲群、謝靜宜等有非議的一律定為現行反革命,一律給予鎮壓(即殺關管),以確保“中央文革小組”政令暢通。
1967年8月7日,謝富治在武漢發表講話:“很多省市政法機關做了省市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工具,做了他們的幫兇。後來在一月風暴中,當權派靠邊站了。以後他們又跟軍區陳再道、趙永夫支持保守派,鎮壓革命民眾。彭真、羅瑞卿的流毒在公安政法戰線根深蒂固,大力推行蘇修、國民黨的黑貨,把專政矛頭指向革命民眾。”
謝富治高喊:“砸爛公檢法!”不久,這個口號響徹全國,全國的造反派發起衝擊公檢法,搶奪檔案事件。最高檢、內務部、國務院內務辦、公安部和最高法都被撤消,公安部門只留少數人辦公。
在公安部,謝富治製造了“羅瑞卿的地下黑公安部”冤案,包括幾名副部長在內的47名司、局官員被捕入獄。11月5日,謝富治批評“檢察院完全是學蘇聯的”。25日他說:“法院這個名稱是舊的東西,沿用國民黨時用的名稱”,“17年來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只有靠造反的紅衛兵來解決”。
然後公安部下發文件,中斷了公安部與各省廳各地市局的垂直關係。“垂直”被批為修正主義的體制。8月9日,林彪發表講話,支持謝富治。他說:“現在不少地區黨政機關癱瘓了,表面上看來很亂,但這個亂是必要的,正常的。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過命的命,我們要在全國要建立新的國家機器。”
文:王杏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