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毛澤東對國內的階級形勢、政治狀況做出“修正主義”的判斷，他同劉少奇等一線高官之間產生分歧。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對這些高官的工作越來越不滿意，對他們逐漸失去信任，因此有些重要問題不再同他們商量，而採用非正常的程式和手段直接處理，包括獨自處分高級官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公開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
      1966年2月2日至22日，江青經林彪同意，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宣稱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和這次部隊文藝座談會的召開，都有意保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
      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幾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批評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起草、並經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同意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毛澤東說：“這個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什麼吳啥、翦伯贊，他們是中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我歷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會議，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中央的反。”毛澤東還說：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毛澤東的談話，不只是對彭真和中宣部長陸定一的直接批評，同時表明他下決心要發動一場清算中央內部“修正主義”的革命。
      4月10日，江青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傳達貫徹毛澤東的指示，“關起門來統一思想”(康生語)。
      在會上，康生、陳伯達一起大批彭真在批《海瑞罷官》以來和歷史上的所謂“一系列嚴重錯誤”。
      會議決定，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起草一個中央通知，批判和撤銷《二月提綱》。4月16日起，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用林彪的說法，“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並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二月提綱》，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中央書記處會議後，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集中到上海加緊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通知》的最初稿子中尚沒有點彭真的名，後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在修改時專門加了一段點名批判彭真的話，毛澤東同意了。
      從4月14日到30日，毛澤東在17天中先後8次審閱修改《通知》稿，並加寫了好幾段重要文字。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毛澤東修改定稿後，5月16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這時，彭真向劉少奇、鄧小平提出辭職，劉、鄧當然只有同意，並決定由李雪峰代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1967年5月，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會見外賓，林彪當着毛澤東的面說：“有人說毛澤東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現在中央領導同志凡是在民眾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將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給他們了，所以他們未犯錯誤。”
      這說明，毛澤東曾經向少數高官交過底，但顯然不包括彭真、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因為他們是必須打倒的對象。文：任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