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後，宋慶齡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她經歷了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給中共提過意見，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
      1953年，毛澤東宣布過渡時期總路線，試圖繞過中共早已決定實施的新民主主義，急劇轉入社會主義，收回允許私人工商業有一個較大發展的承諾，通過公私合營變私有為國有。這是1949年以來開放氣度的後退。宋慶齡寫信給中共中央，直指決策的謬誤：
      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業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
      毛澤東的批示是：“宋副主席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顯示出不滿。在當時的中國，資本家是剝削者，又是管理者。工人重體力，有技能，資本家重腦力，有規劃，兩者對於推動生產缺一不可。在工商業化程度低下的中國，充分利用僅有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為國家謀利益，有什麼不對呢？說宋慶齡“代表資本家講話”，顯然站不住腳。
      1957年，毛澤東號召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大鳴大放批評共產黨，以求造成一個生動活潑、和諧團結的社會。毛澤東後來把這稱之為“陽謀”。知識份子直率坦言，少數人則話裏有刺，不大中聽。個別人反對中共專制，要求擴大民主，被視為別有企圖，要推翻現政權。幾個月後，毛澤東下令由整風轉而反右，55萬人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離開現職，予以嚴厲處置。
      宋慶齡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她不理解這場突然降臨的有悖人心的反右風暴，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兩個月後，她寫信給中共中央：
      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份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這一系列質疑，堂堂正正，無可辯駁。她的善意批評和規勸，不僅沒發生任何作用，反倒被毛澤東記下一筆，說她“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
      “文革”的腥風血雨，讓宋慶齡感到駭異震驚。她看清這場運動反人類、反人性的醜惡本質，為防不測，她親手焚燒大量資料和書信，轉移她心愛的孫中山畫像和藝術品。毛澤東派江青專程向她解釋“文革”的形勢，她說：“對紅衛兵的行動應該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
      宋慶齡儘管處境艱難，卻不顧安危，鄭重地寫信給中共中央，嚴正聲明：
      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之間，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於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毛澤東收到此信，非常反感，此時他已容不得宋慶齡，他讓人傳話給宋慶齡：“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宋慶齡的答復是：“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我不想作政治上的點綴。”這個回答明確堅定，毫不含糊，使下逐客令者無可奈何。

      文：孔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