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技能訓練令個人潛能得以發展，並提升生活質量。常言道學海無涯，學習是人生每個階段都需要的，但對人生早期所產生的影響力最大。我們都認同小學、中學和專上教育能發展和提高個人技能，但人生最初幾年的學習可帶來重要和長久的影響，然而這重要效益卻往往被低估了。
優質的幼兒教育對兒童、家長以致整體經濟都有非常多的好處。有大量研究估計早期學習的好處遠超過成本。事實上，有關分析顯示，每1元的投資所換來的回報介乎1.5元至差不多3元，尤其是投放在弱勢兒童所得的效益比率更是雙位數字。可是，把這些好處量化並不合乎精確科學的精神，可能會有很大的誤差幅度存在。因此，我們必須小心地理解效益成本比率。但既然早期學習有大量毋庸置疑的正面影響，這方面的投資和改善應得到更多注意力。
在加拿大，幼兒教育是以零碎、沒有系統的方式提供。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在育嬰假結束和正規學校教育開始之間存有空隙，在此期間，父母要自行為孩子尋求托兒服務和教育，往往要負擔非常高的費用，而且托兒服務質量並不統一，各地有不同情況。
雖然聯邦和各省政府對幼兒教育界別每年撥款超過110億元，但加拿大在這方面的支出卻落後於大部分其他先進經濟體系。不幸的是，各級政府都在削減赤字，所以不大可能會於短期內大規模地採取新的政策舉措。當財政恢復平衡時，聯邦和省級政府應該加強研究如何增加對幼兒教育的投資，以及提升投資效益。
在幼兒教育上的投資，最終可助解決加國所面對的核心經濟和社會難題。首先這有助提高家長的勞動力參與率。但更重要的是兒童得到更大的基本技能發展，完成高中學業、進入專上院校和畢業的機會更大，有更佳的就業前景，即使失業也較快找到工作。在技能發展上的投資可對未來勞工短缺有所幫助，並促進生產力和創新，以及減少貧困和有助解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教育方面的投資終歸是使經濟和社會更強大的巨大推動力。
早期學習有持久的影響
有科學證據顯示，人生中首5年的經驗對個人有重大影響，包括教育和事業上的成就、健康和整體狀態。以前的看法是個人的能力主要與遺傳有關，環境因素的影響較小，但現在有許多科學家認為事實正好相反，人生主要是由出生後的實際情況來帶動其發展。事實上，基本能力是可以在人生早期改變的，讓孩子的潛力得到提升。嬰兒出生時有一組基因，但人生早期的經驗可以改變基因表現和塑造腦部結構。腦部於6歲前更容易接受刺激，意味着若於較後期才提高孩子的學習能力，將更困難。
研究文獻都口徑一致地指出，在幼年接受優質教育，通常會促進認知和語文能力的發展，而計算能力亦會更好，這些都是在現今社會取得成功所不可缺少的技能。
魁省有一項研究發現，於18個月大時開始的閱讀活動可以促進孩子的閱讀能力，此外，加上談話更有助增強孩子的詞彙。此外，在新西蘭進行的研究則發現於8歲後，將更難提高能力水平。
除了建立基本技能之外，幼兒教育可有助及早發現學習或發展遲緩，令孩子和家長獲得適當的支援。當這些問題開始的時候解決它們，可防止問題惡化，並避免在年齡較長時才糾正，那時可能要面對更大挑戰和更高成本。
有充分證據表明，接受幼兒教育的兒童在經濟、社會和健康方面都有較好的成果。孩子可以為進入幼兒園有更好的準備。研究顯示，進入幼兒園時已具有較高技能的孩子，通常留級的機會較少，一般會如期畢業，輟學率較低，而進入專上院校的機會也較高。教育和技能越多，能力便越高，導致更高的生產率。他們有更光明的就業前景，未來可有更高收入，落得貧窮或要依賴救濟的可能性減低。
美國一項研究顯示，曾接受幼兒教育者吸煙、酗酒和使用毒品的可能性較低，但自置居所和擁有汽車的可能性則較高。
幼兒教育效益超過成本
優質和可負擔的托兒服務讓母親或父親可以加入或重返職場，又或接受學校教育或其他個人發展計劃，以提高他們的技能。較高的家庭收入亦對孩子有利，他們可有更佳的生活，不僅是健康和營養方面，還有是更多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因為父母有負擔能力。
廣泛提供優質幼兒教育不僅有利於兒童和他們的家庭，對經濟亦有正面的影響。隨著更多母親加入勞動大軍，政府因有更多入息稅而收入增加，而且貧窮或要領取福利的家庭也許會減少。長遠而言，塑造國家的未來勞動力，將有莫大好處。
讓兒童有更好的教育是建立人力資本，國家未來的勞動力將有更高技能。此外，工人將更有效率、更具創新精神，並賺取更高的工資，貧窮人士將較少。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可以提高國家的整體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社會和醫療護理的成本將下降，原因是高中輟學率降低、吸毒或酗酒、吸煙、少女懷孕的個案和犯罪行為減少，政府可以撥款支持其他方面。
加拿大的成本效益分析表示，花在幼兒教育上的每1元，帶來1.49元至2.78元的效益。美國的研究估計，每1元所帶來的效益更高達17元，不過所分析的幼兒教育課程是專為弱勢兒童而設。
雖然成本效益分析得出一致的結果，但是估計始終是估計，實際成本可能會大為高於預期，因為計劃的推行很容易會超出預算，而營運成本可以比預期上升得更快。
效益方面甚至更為複雜，把效益量化是需要作出許多關鍵假設，僅是這一點就意味着誤差幅度可以很大。舉個例子，研究人員假設勞動力參與率將上升，政府因在職母親增加而有更多稅收，這是假設母親將孩子送往托兒服務後，便選擇重返職場，其實也有其他因素促使她們作此選擇。
此外，全國25至54歲年齡組別婦女的勞動力參與率本已相當高，有82%，所以沒多少增長空間 (男性的參與率是為90%)。這個分析亦假設那些母親能將找到工作，而且工時達到平均水平。它也假設工人得到中位數或處於平均水平的薪金。收入水平大概是沒有一個更好的衡量方法，但這些婦女的實際收入可對結果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如果大部重返職場的婦女是從事低工資、低技能的工作。長遠效益亦難以量化，因為未來有很多未知之數。
雖然成本效益分析有大量的主觀性存在，但全都表明幼兒教育的效益高於成本，由此可見這是一個應有更多投資和改善的領域。事實上，部分地區的日托中心有頗長的輪候名單，而費用是一些家庭所無法負擔的。
雖然教育和兒童護理都屬省府管轄範圍，但聯邦政府透過向個人、各省和地區政府撥款，為兒童護理或早期學習計劃提供資助，已有超過40年之久。
聯邦政府在這方面的開支，於2011至2012財政年度約為12億元，另外還有透過全民托兒補貼 (Universal Child Care Benefit) 所發放的約25億元，政府在此福利計劃下，每月直接資助家庭，為每名6歲以下兒童發放100元。省和地區政府在這方面的投資大得多，於同期支出了約75億元。全國各地在幼兒教育上的投資情況並不平均。幼兒教育在省和地區政府的總預算中平均佔1.53%，所佔比重最低是努勒維特地區的0.59%，最高是魁省的4.67%。
大部分省份和地區的撥款已在上升中，所以近年來很多地方增加托兒名額，亦有調高補貼上限和修改申請資格，以提高對家長的協助。然而，家長仍然覺得不易找到可以負擔的托兒服務。補貼金額與托兒成本之間依然有差距存在，逼使一些低收入家庭使用監管較少的托兒中心。
加國幼兒教育投資不足
事實上，加拿大在幼兒教育上的公共開支總額，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0.25%，低於美國、澳洲和許多歐洲國家。即使是對家庭的資助，包括兒童津貼、育嬰假福利和和托兒補助，加國的公共開支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低17%。
如要消除這個差距，加拿大需把其投資增加約30億元至40億元。不幸的是，各級政府目前都要削減赤字，不可能增加在大型新計劃上的開支。然而，既有具說服力的證據顯示早期學習有廣泛的好處，就有增加投資和改革的空間。因此，政府在財政復元時，便應考慮讓早期學習的投資成為一個優先處理事項。
文：徐澤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