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在海內外同胞中引起不少爭議。其中牽涉政治與文學的關係；體制內和體制外作家的異同、言論自由的狀況；莫言個人領獎前後的言論等等，不一而足。但不能否認，莫言獲獎之所以引起廣泛爭論，根子正在於中國的國情——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党國”，令一切都逃脫不了党國政治的污染。
      莫言獲獎的消息一出，不少海內外同胞和國際傳媒，立即聯想起至今身陷囹圄的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有了劉曉波這個“參照物”，莫言立即就被置於萬千輿論的風口浪尖，這大概是他與歷屆其他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處境的最大不同之處。獲獎消息宣佈之初，莫言曾在家鄉山東高密對媒體表示，希望劉曉波早日重獲自由。但他最近在斯德哥爾摩領獎期間，再二、再三被問到這個問題時，就堅拒回答了。他對劉曉波的立場前後反復，也引起巨大爭議。
      莫言是作家，獲得的是文學獎。劉曉波是異議作家，獲得的是政治含義頗濃的和平獎。照說兩人各獲其獎，井水不犯河水。但劉曉波屬於習總口中那種“吃飽了沒事幹”的傢伙，參與起草了什麼《零八憲章》，公然要求言論自由、人權和自由選舉。党國忍無可忍把他捉將起來，判了11年重刑。於是中共以言治罪的劣跡，就要由莫言在世界輿論面前為之遮掩了。莫言貴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被迫要淌党國政治的污水。
      當然，莫言早有遭人詬病之處。如2012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百名作家分段手抄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是寫手之一；2009年底劉曉波被關後，有學者發起“行為藝術”活動，以電話採訪知識份子對當局此舉的看法，莫言以家中有客人為由拒絕發表評論；2009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期間，以官方作家身份出席的莫言，因異議作家戴晴、貝嶺出席而退場。因而不少人把莫言看成中共党文化體制的代表。但莫言作為體制內的作家，並不等同體制本身。他的作品描繪了中國幾代人的苦難，不乏悲天憫人的人道情懷。揭示苦難就是一種批判，應當承認莫言從文學的角度，批判了毛皇党國的黑暗時代。
      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授獎詞所說，莫言的作品“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報裏的快樂歷史”。他“描述了大躍進和1960年的大飢荒”，反映出“毛式恐怖之下”……“豬圈式的生活”；“令20世紀中國的殘酷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現”，……展示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憐憫的國度”；“對50年來的宣傳進行修正，並令人信服”。
      中共官方傳媒熱捧莫言，卻不敢全文報導授獎詞，正因為中共至今未能和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歷史劃清界線。按照党國中宣部一貫的行事手法，可以推測莫言在出發領獎前，免不了要“和組織統一口徑”，那麼他之後的言不由衷就不足為奇了。他在瑞典是否有批判體制的條件呢？答案是有的。尤其他已經擁有了文學獎光環，党國斷不敢以第二個劉曉波對待他。但遺憾的是，他的道德勇氣仍嫌不足。如他在題為“講故事的人”的獲獎演說中，一開頭就提到童年和母親刻骨銘心的挨餓經歷，卻沒有捅破最後一層紙，點出那正是餓殍遍野的毛氏党國大饑荒年代。莫言畢竟是體制內的作家，不是和党國撕破臉的異議作家，大家對他不必苛求。

      石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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