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並擔任主筆。他以該雜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陣地，號召青年反對舊道德、舊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
      《新青年》創刊後不久，正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求學的毛澤東等人便成為它的熱心讀者，並深受其影響。抗日戰爭時期，已經成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依舊對陳獨秀予以高度的評價，他說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為何會如此崇拜陳獨秀呢？這固然與陳獨秀獨特的個人魅力不無關係，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推崇與信仰。當時，陳獨秀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以及五四運動的刺激，已經不滿足於對抽象的“民主”與“科學”的追求，而轉變為對具體的俄國式革命的嚮往。在陳獨秀的影響下，毛澤東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1921年中共成立後，毛澤東的才幹以及在湖南取得的成績深受總書記陳獨秀的欣賞。1921年12月25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澤東和湖南黨組織通過湖南勞工會、湖南省學生聯合會，發動一萬多名工人和民眾舉行了反對帝國主義太平洋會議的示威遊行。毛澤東領導的湖南黨組織所取得的工作成績多次受到陳獨秀的表揚。
      在中共“三大”報告中，陳獨秀在批評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後，唯獨表揚了湖南，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在中共“三大”上，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從此，毛澤東作為陳獨秀的重要助手，與之共同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們順應了歷史潮流，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積極推動國共合作的實現。根據中共“三大”製定的路線、方針和形勢的要求，他們代表中共中央聯名發出了中共中央第13，14，15，17，21號(1924年)等通告文件。
      第一次國共合作後，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在中共黨內主要負責農民工作，根據湖南農民運動的經驗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
      陳獨秀則反對該文章裏表達的意見，並拒絕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中說：“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雖然我們之間的鬥爭直到1927年才達到高潮。”
      在該時期，毛澤東與陳獨秀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問題。在大革命中，毛澤東基於對中國國情的瞭解，十分重視農民運動，認為農民運動“好得很”。而陳獨秀對中國國情相對比較隔膜，認為農民運動“糟得很”、“過火”。時隔十余年後，毛澤東對此事依舊耿耿於懷，他說：“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組織起來，那麼，蘇維埃就會在全國範圍內早一些發展起來。”
      2.國共合作問題。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的時候，儘管蔣介石已經發動政變，陳獨秀在“五大”上作的政治報告中，依舊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主張退讓，導致大革命功虧一簣。
      3.領導作風問題。陳獨秀在工作中表現出了極其自負的一面，中共創始人之一李達甚至認為其具有“惡霸作風”，常常傷害到同仁的自尊心。毛澤東與斯諾談話中是這麼指責陳獨秀的：“在那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
      就這樣，毛澤東與陳獨秀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演變，隨着1929年陳被開除黨籍，兩人終於分道揚鑣。
      文：宋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