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原文可以看出，陳氏的“失根”，是因為祖國已破，已亡，“國，就是土，沒有國的人，即沒有根的草。”若非“國破”，雖“離國”，也不會引起其創痛的。他說“沒有國的人，即沒有根的草”，也可商榷。因為根仍有，可以着於“外土”。若被迫投進大熔爐，投降於另一種文化，當然痛苦，但如加拿大有一片遼闊的多元文化的土，就無痛苦可言。新加坡華裔，是在另一片新土上移植的成功例子。英國人、法國人，不是成功移植到美洲大陸嗎？
      陳氏的感嘆，是那特定時代中個人的心態，他說：“生活的環境，是國破家亡，舉目有河山之異。”（陳之藩：〈到什麼地方去〉）台、港、大陸選入課本，是因為任何一個政府總希望國民愛國，尤其國難時期，強調愛國，不離本土，共赴國難。這心態已不適合現在，台灣六十年代部編課本中，此文已抽去。
      2.余光中的《蒲公英的歲月》
      請先看詩一般的摘句：
      “門外，東塵如霧，無盡無止的是浪子之路。”
      “真的，每次出國是一次劇烈的連根拔起，自泥土，自氣候，自許多熟悉的面孔和聲音。”
      “當噴射機忽然躍離跑道，一剎那告別地面又告別中國，”
      “因為一縱之後，他的胃交給冰牛奶和草莓醬，他的肺就交給新大陸的秋天，髮交給落磯山的風，……”
      “異國的日曆上沒有清明、端午、中秋和重九，復活節是誰在復活？感恩節感誰的恩？情人節，他想起七七，國殤日，他想起地上的七七。”
      “狼煙在對岸，蒲公英的歲月，流浪的一代飛揚在空中，”
      “他是中國的，這一點比一切都重要。”
      “每一次出國是一次連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在這裡，因為泥土在這裡，落葉在這裡，芬芳，亦永永永永播揚自這裡。”“他以中國的名字為榮，有一天，中國亦將以他的名字為榮。”
      余氏此文寫於1969年7月，通篇流露遊子的離愁別緒，思鄉戀國，十分動人。其實他沒有陳之藩亡國之感，不是流亡，不是移居，只是出國教學，合約完了終究要回國的。但因為感情細膩，文字優美如詩，讀者大受感染，產生共鳴而代入。文字超越了其實際內容，但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他雖一再說“連根拔起”，其實蒲公英的歲月，所“流浪”的、“飛揚”的，只是其繁多的種子，着陸之處即能生根，蒲公英至強的繁殖力、生命力，是北美洲居民前、後花園中的苦惱。
      3.    洛夫的《漂木》及其“天涯美學”
      新世紀初，洛夫寫了長詩力作《漂木》，【7】 又發表了其“天涯美學”，在加拿大以至海峽兩岸，造成很大的回響。甚至導致成為“諾貝爾文學獎” 候選人。《漂木》一詩亦是下文“自我身份定位” 的窺探對象之一，現在先引其“創作記事”及“天涯美學”文，論述其影響。       
       “長詩《漂木》的創作，乃是基於兩個因素：一是近年我一直在思考的‘天涯美學’，一是我自身二度流放的孤獨經驗。”“只想寫出海外華人漂泊心靈深處的孤寂與悲涼。”
“我於1996年移居加拿大，我把這段人生旅程稱之為‘二度流放’……個人身份的迷失有着不知‘今夜酒醒何處’的茫然，……‘天涯美學’主要源於我在晚年客居異域，二度流放經驗所引起的深層次的漂泊流離的心結。”
      “沒有任何一個名詞比‘天涯美學’更能表現海外詩人那種既淒涼的流放心境，而又哀麗的浪子情懷。”“長年過着飄泊生活的海外作家和詩人”“有一種難言的隱痛，一種極大的精神壓力，這就是在人生座標上找不到個人位置而產生的孤獨感，一種宇宙性的大寂寞。”“客居異鄉”“臨老去國，遠走天涯。”【8】
      前述陳之藩自喻為“失根的蘭花”，是因為他主觀感到亡國之痛，覺得自己是在異國“流亡”，復國無期。
      我們且不管客觀上是否真的算“亡國”，在他的感受上，確然是一種“大痛”。余光中的“蒲公英的歲月”“流浪的一代飛揚在空中”，既說“歲月”，那就是暫時的，回歸也是有定期的。他自稱那是“流浪”，亦無不可。
      “根永在這裡，因為泥土在這裡，落葉在這裡，芬芳，亦永永永永播揚自這裡”，他絕對沒有陳之藩的悲苦絕望，因為沒有“國破家亡”、“失土”之感。
      洛夫自喻為“漂木”，氣魄比蘭花、蒲公英大得太多了。依據《漂木》一詩、“天涯美學”一文所用大量辭藻，備極淒美哀麗，無以復加，悲苦難受尤甚於前者：“孤獨心結”“深層次漂泊流離”“孤寂”“悲涼”“難言的隱痛”“極大精神壓力”“宇宙性大寂寞”“客居異鄉”“臨老去國，遠走天涯”。
      陳之藩的“流亡”是客觀大環境所迫，不自願的。余光中的“流浪”是暫時出國教學，當然是自願的，悲苦自然不及陳。
      洛夫的“流放”有兩次，第一次隨軍自大陸到台灣，不自願的，相信只有“失土”之感而無“亡國”之痛，國，一直偏安台灣，他也一直居留台灣，當然也不會有陳的“流亡”之痛了。
      第二次“流放”是從台灣移民加拿大，是自願的選擇。水向低流，人望高處，總希望身處一個更適合自己的環境。移民一旦感到“移錯了”，都有隨時回流的自由，或者像候鳥，一年兩飛，交替的向溫暖的、涼快的地方飛。現實中許多移民就是如此，這其實比沒有條件移民的人、欠缺旅費的清貧移民幸福得多了。
正如余光中文中所說，“根永在這裡”（指海峽兩岸中華大地、大島），移居國的國策又沒有限制發揚中華文化，反而是鼓勵支持，移居於此理應沒有什麼實際的損失。如果有，那並非源於外，而是源於自己敏感的內心。沒有移民的同胞以至文學評論者，憑空想象，以為我們一定很孤寂悲苦，鄉愁愁得要死，【9】於是站在中國人的中國繁榮富強的愛國立場，給予移民同胞同情，招手。當然，如果時光倒退到大半個世紀前，華人遭法律上的歧視，那才合實情。
      洛夫與余光中一樣是文學大家，文筆、文氣、辭藻，登峰造極，配合深刻的情感，他們除了能讓母國極大量的讀者拜服、入迷，也一定對已移居的新移民文學同道產生影響，助長他們的鄉愁。
      五    自我定位為“僑民”的詩
      十多年前，溫哥華有一群北京移來的同胞，組織了一個“旅加北京聯誼會”，會員多是加拿大永久居民和公民。從名稱可知，他們的心態不把自己定位為加拿大人，而是旅居加拿大的中國人。
      幾年前唐人街一次春節大遊行，見一橫額：“湖南華僑向全市同胞拜年”，也是自我定位為“僑民”。自我定位人人有自由，但落實到一個名不副實的團體名稱，是荒謬的。
      一百幾十年前組織的移民團體常有類似稱謂，是正確的，當時華人還沒有公民權，全都是真正的“華僑”。
      由中國大陸或台灣來的詩人，從詩作所見，常會定位為“僑民”，港澳來的就比較少。前者對原居國的國族感情較為濃厚，港澳以前是殖民地，身份不是那麼單純。

      作者﹕韓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