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61年，是中國所謂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大多數人都吃不飽飯。當時食品供應緊張已經殃及部隊，地方不能保證糧食供應，個別地方無糧供應，憑證買不到肉食和食油。
      1961年夏天，駐山東的部隊，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時一星期也領不到一顆糧食。地瓜干是1958年、1959年存下來的，原來根本不是當口糧的，而是做豬飼料，多數都是有黴點的，吃這種地瓜干苦得難以下嚥。
      1961年秋，駐河南周口的部隊吃的麵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雜質，樹葉、草、麥桿等都有，這種麵就像麥麩子拌干草餵牲口吃的細料差不多。
      1961年，駐四川綿陽的部隊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殼、砂子、泥土等。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糧食不夠，部隊的糧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東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糧食也就是一斤左右。糧不夠，瓜菜代，是當時的口號，但部隊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沒有，多數部隊一年也嚐不到幾次肉味。憑票證也領不到東西。
      當時，部隊固然吃不飽，地方挨餓的現象更為嚴重。當時的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參與過幾件救災的事。1960年5月，廣西橫縣駐軍給邱會作發來一個電報，稱政府機關因飢餓不能工作了，要求借軍糧。周恩來讓邱去秘密調查。邱到橫縣一看，縣委書記躺到床上起不來了，有氣無力，作揖流淚，伸出4個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沒吃飯了。原來，這個縣為了保“衛星縣”的名譽，斷糧也不敢報災情，已經餓死一千多人，每天還在死人。
      1961年冬，玉門、酒泉災情嚴重，甘肅省委不報告，周恩來只好讓邱會作撥出軍糧調汽車，星夜兼程送到村裏，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1962年夏天，吉林農民因為沒有口糧，必須上山下河採野食度荒，不能鋤第二遍草。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給一千萬斤糧食，全省主要產量區鋤第二遍草，當年可增產十億斤以上。為此，周恩來又讓邱會作借出一千萬斤軍糧，秋後歸還。
      當時，到部隊來的家屬猛增。家屬極大多數是專門到軍隊吃飯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們說：“橫直是餓死，死在家裏，還不如在部隊死在自己的親人面前。“
      軍隊困難，國家更困難。軍隊向國務院多要糧食也張不開口。於是，在1960年冬天，在軍委副主席賀龍主持的軍委常委會上，邱會作發言說：“自己動手搞生產，別無他法。“
      總參謀長羅瑞卿向賀龍提議，由邱會作起草一個軍委給中央的報告。於是，邱會作到北京周邊部隊調研，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個軍隊動手搞農副業生產以保證自己供應的電文，上報羅瑞卿，一周都沒得到答復，又直接報給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這個文件，全軍開始種菜，養豬，生產糧食和副食，大多數連隊都有了一塊菜地，一個豬圈，一個作坊，當年就解決了吃不飽的問題，部隊再沒有人得浮腫病。
      從此，軍隊開展農副業生產不但合法化，而且成為長期方針固定下來，並影響到阿爾巴尼亞、古巴、阿爾及利亞等國家的軍隊。1966年春天，邱會作起草了《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上報軍委。毛澤東於5月7日在報告作了批示（後來叫“五七指示“），對報告大加讚揚，而且將報告及批示傳達到中央軍委各部門，總政主任蕭華對邱會作說：“恭喜你得了大獎。“
      “五七指示“的內容遠遠超出了軍隊從事農副業生產的範圍，它體現了毛澤東的理想：軍隊要成為亦工、亦農、亦學、亦民的大學校，工、農、學、商和黨政機關也要以本業為主，兼學別樣，各行各業都要批判資產階級。
      文：苑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