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的“錢袋子”開始變緊。與此同時，“過頭稅”（過度征收稅收）的現象又再出現，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加大企業征稅力度，加大執法罰款力度，甚至亂收費、重複收費等亂象重新抬頭。
      “過頭稅”不是新鮮事物，推行依法行政這麼多年，稅收法定已成共識，稅費改革也有較好成果，但稅費問題究竟多大程度上真正進入了法律框架來解決？ 除了過度征稅，更有過度的“非稅收入”。以溫州為例，當地市民明顯感覺交通罰款多得“離譜”，“停在規定範圍內的車子，哪怕輪子擦着邊伸出一點點就被罰了幾百塊。”這就是說，收還是不收，收多少，地方政府大可以選擇性操作，選擇考慮因素就在於地方錢袋子有沒有吃緊，決定因素則在於地方政府征收稅費的自由裁量空間足夠大。
      “過頭稅”的板子也許不能全部打在地方政府身上，它有一套系統運作。現在中國政府強調穩增長，穩增長的理念層層下達，又似乎被片面理解成財政穩增收。增收怎樣保持才算適度？很難說是參照經濟形勢，而是根據往年基數而設定增收指標，這是剛性的。
      除此之外，還有政府層級之間的施壓與自我施壓，有各地政府平均財政增收率提供的參照系與潛在激勵。確保完成財政任務，就此成為不斷加碼的壓力測試，成為不甘落後的收入競賽。在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稅費也許不會暴露太多的問題，一旦經濟增速放緩，“過頭稅”的問題就出來了。
      一面是稅費征收呈現巨大的彈性，一面是財政穩增收呈現巨大的剛性。
      “過頭稅”的問題，絕不可能僅靠主管部門的表態來解決。政府權力缺乏約束而向市場乃至其他領域深度挺進，這是根本性問題。
      “過頭稅”是這個根本性問題的具體體現，也是重複體現，類似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逐一表態和敦促，不求根本性制約，問題只會變換着花樣繼續出現。

      肖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