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回國問學，有機會前往川東及三峽庫區尋訪歷史文化遺韻。在重慶期間，應邀參加了由重慶大學和重慶社科院的學友們特地安排的一個學術對話沙龍，我作為海外學者，分享了那一方學者們對當下世態人生的許多看法與觀點，感慨良多。難得的是，根據重慶學者提供的線索，我專程去探訪了位於鬧市區七星崗的蓮花池38號——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總統府” 舊址，此處曾被封存多年。
因我遠道而來，受到了管理處幾位員工的熱情接待，尤其是一位已退休返聘的老大姐，從頭至尾陪着我，解說大韓民國政府在中國流亡的歷史沿革，如數家珍，娓娓道來。讓我感覺到，歷史或可分為兩部分：歷史本身和被承認的歷史，然而這一段被人為掩埋的滄桑故事，是繞不過去的一個世界現代史結點，它本該有在亞洲抗戰史冊以及中韓關係史上的一頁位置，是不可或缺的。
揭開這段塵封的歷史，還原真相，以史為鑒，可知興衰，正如《詩經．大雅．蕩篇》所言“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或許能讓年輕的讀者廣開視野，從中獲得教益。
塵封的抗戰歷史：沒有中國哪有韓國
且讓我們在時光隧道裏穿梭，返回到上世紀1919年，那一年，大清在甲午海戰中失利後，朝鮮半島被日軍佔領，隨即徹底淪陷，大韓民國政府遷都中國，在上海成立了流亡政府，數年的慘澹經營，其後冒着日軍的炮火和轟炸，數百人拖家帶口，輾轉南京，武漢，最後遷到重慶，度過了客居他鄉的最後一段抗戰歲月，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由民國政府舉辦了盛大的歡送酒會，遷回漢城，時間跨度27年，其中重慶，作為抗戰時期大後方的重鎮，成為了大韓民國“借地辦公”的臨時首都，遂使重慶成為中韓兩個國家的首都，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由於1949年以後在紅色政權的話語結構裏“大韓民國”成為了敏感詞，其臨時政府舊址被封存，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媒體禁聲，完全退出了人們的社會文化視線。
其實，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的早期舊址位於今日上海最繁華的一段時尚街道，淮海中路後面的一條弄堂裏，當年曾為法租界馬浪路（今馬當路）普慶裏4號，被當代韓國朝野視為聖地。拜謁者絡繹不絕。它是一棟典型的石庫門房屋，建於1925年。“這裏是我們韓國政府的根，是韓國政府法統的發源地，感謝中國政府保護得這麼好。”2003年，時任韓國總統的盧武鉉前來尋根時這麼說道。其實上世紀後半葉已年久失修，破敗不堪，幾近坍塌，只是近年來中韓關係不斷改善，得以重新修葺，再現當年的風貌。上圖展示1998年韓國發行郵票1枚，是為慶祝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80周年”，圖案為今日韓國國旗與上海韓國臨時政府舊址，記錄了那一段歷史滄桑。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1926年入住這裏，當時金九任國務領（相當於總統）。1932年，由於韓國臨時政府成員遭到日本軍警的逮捕，被迫撤離上海。但它是韓國臨時政府在上海辦公時間最長、保存最完整的舊址，近年來接待過數位韓國總統和國會議長，以及無數的韓國朝聖者。事實上，這裏的舊址已被稱為“韓國民族獨立運動的聖殿”，更是中國對朝鮮民族提供國際援助的歷史見證。中韓共同抗戰的象徵，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中外參觀者。
回望歷史，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是在朝鮮半島淪陷後，於1919年在中國上海成立的一個流亡政府，當年對外稱作“高麗僑民事務所”。 該臨時政府未曾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而民國政府當時雖也未正式承認，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其極大的援助，並為其在國際範圍擴大影響。在第一次臨時政府代表會議上，通過了《臨時憲法》，並選舉李承晚為臨時政府總統。對於民族精神異常濃烈的韓國民眾而言，該臨時政府舊址已成為韓人朝聖之地，默默地述說着流亡海外前輩的一段血淚史。
杜鵑啼血 朝鮮半島命運坎坷
近代的朝鮮半島命運坎坷。甲午一役中國敗於日本，使得日本勢力正式進入朝鮮半島。美英法三國干涉還遼之後，朝鮮王室閔妃引入俄國勢力，使得日俄兩國各據朝鮮一方，形成權力均勢，皇室尚能苟安一時。然而好景不長，1905年日俄戰爭中俄國慘敗，日本又完全掌控朝鮮。在弱小的經濟與社會條件下，朝鮮民族暫時沒有能力組織集體的反抗。但是在海外，他們還有一批具備膽識的仁人志士決心誓死實現民族獨立。
1909年，流亡中國東北的安重根等人在哈爾濱車站狙擊日本人伊藤博文，造成伊藤重傷身亡，安重根隨後被捕，卒於旅順監獄。安重根的赴難並沒有阻止隔年日本正式併吞朝鮮，但它卻預示了日本統治朝鮮將面對難以想像的反抗，同時也註定了，由於地緣和同樣受到侵略的命運，朝鮮獨立運動勢必與中國發生密切的關係。
朝鮮亡國的第二年，中國即爆發了辛亥革命，韓籍同盟會員金圭植參加了革命，創建了最早的獨立運動團體“同濟社”，隨後，流亡於中國、俄國和美國的韓國人士所成立的愛國團體也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9年巴黎和會舉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給予海內外韓人極大的鼓勵。那一年的3月1日，以學校學生為主的30萬民眾聚集在漢城鐘路的“塔公園”，宣讀“獨立宣言書”，高呼“大韓獨立萬歲”，人潮洶湧，氣壯山河。
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韓人在“獨立宣言”中引古述今，頗有康、梁之風，事實上這份宣言發表後的兩個月，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知識份子救亡圖存、力求革新的激憤，中韓人民的心境並無二致；不同的是，韓國已亡國，中國尚存一息，然而兩國人民任人宰割的心境卻是同一歷史命運的產物。面對韓人突然爆發集體反抗，日本當局採取了血腥的武力鎮壓，到處派出軍警槍擊民眾，追捕抗日志士，延續數年。
據歷史文獻記載，這次事件前後參加者計百萬余人，被殺害的有近萬人，入獄的有5萬多人，其他被焚毀的教堂、學校、宅第不計其數。儘管“三一運動”功敗垂成，但在韓人心目中卻象征着偉大紀元的開始，從李朝末年坎坷的國運以致昏臣賣國的無奈中，韓人終於徹底覺醒，並認識到提高本身的文化和教育乃是爭取獨立與邁向新時代之根本。
挽狂瀾於既倒 臨時政府在中國誕生
“三•一運動”後，大批韓人流亡海外，並在東北成立了“韓國獨立軍”，轉戰於長白山之間，同時也先後出現了三個臨時政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韓民國議會政府、漢城政府、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不過實權還是在上海臨時政府。
臨時政府在上海曾有一番轟轟烈烈的表現，其中舉世矚目的是“虹口公園事件”。時機剛好在日本連續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熱河戰役等侵略氣焰達到最囂張的一刻。
4月29日，日本軍政要人和日僑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園慶祝天皇的生日，臨時政府國務委員兼員警廳長金九組織的“韓人愛國團”團員尹奉吉，向臺上日本軍政首長投擲炸彈，造成多名軍官傷亡，使得這場原本要慶祝“上海事變”的慶祝儀式變得狼狽不堪，斯文掃地。
韓國臨時政府在剛開始的時候派系紛立，內部矛盾重重。1921年李承晚帶着親信幹部前往美國，從此留在美國進行遊說工作，未再回到上海。
在此期間，中國的革命力量也在迅速興起，而臨時政府真正做出成績，也是在與中國聯合之後。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政府，臨時政府立刻派金圭植為專使，向孫中山提出合作的請求，其中包括了由中國軍事學校收容韓籍學生。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第四期吸收了一批韓籍學生，為了避開日本特務的偵查，他們都有中韓雙重國籍，而且使用假名。1926年北伐軍到了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另設立特別班，接納新一批韓籍學生，後來這一批人大多成為了朝鮮半島的複國棟樑之材。
尚武報國 就讀中國軍校成熱門
1932年之後，民國政府援韓成為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韓人也感到隨着日本加快了侵華的腳步，戰爭氣氛濃厚，中國全面抗戰即將爆發，韓國民族解放的時機也將來臨，為此，在華韓僑興起了就讀中國軍校的熱潮，臨時政府的成員多將子女送到中國學校念書，如金九的兒子金信即畢業於中國航空學校，後曾任韓國空軍總司令，他們在中國成長受教育，漢文水準與中國人無異，對中國懷有很深厚的魚水感情。
至於協助培養軍事人才方面，1932年國民政府軍委會與朝鮮民族革命党黨魁金若山在南京湯山合辦“朝鮮革命幹部學校”，此外，國民黨組織部與臨時政府亦合辦了多個訓練班。這些韓國青年後來大多成為“韓國光復軍”的骨幹。
在民國政府軍委會的協助之下，韓人還成立了”朝鮮義勇隊”，當時人數已達300餘人，被編為三個區隊，分別由樸孝三、李益鳳與金世日擔任區隊長。除了朝鮮義勇隊之外，臨時政府也在1940年9月于嘉陵賓館成立了”韓國光復軍”，由李青天擔任總司令，並由李范爽擔任參謀長，不過如同朝鮮義勇隊一樣，韓國光復軍只是一個有頭腦與軀幹，但是卻沒有手腳的武裝力量，由於士兵數量始終不多，主要是擔任流亡政府的護衛，並派到前線與中國戰地人員一起，從事對日軍廣播、審訊日俘和翻譯截獲的日軍文件等工作，比較幸運的是這個韓人團體曾經為英軍方面所重視，而一度被派往印度，參加盟軍的作戰任務。
當年，在民國政府軍事首領蔣介石與何應欽的施壓下，朝鮮義勇隊於1941年底，被整編併入了韓國光復軍，金若山從總司令被降成副司令，不免心懷怨恨，最後與國民政府支持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分道揚鑣，前往延安，投靠中共陣營，後來成為了平壤政府內“延安派”的領導人，而跟隨金若山的義勇隊成員，也在日後加入了金日成領導下的人民軍，這可說是“延安派”與“重慶派”所共有的一點歷史淵源。
除了協助韓人建立了自己的軍隊之外，民國政府也憑藉自己“四強”的戰勝國地位，在各種國際會議中，為朝鮮獨立呼籲。蔣介石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中，曾與羅斯福與邱吉爾協商，並為戰後朝鮮脫離日本，獨立建國提出了預設方案，儘管當年美英兩國並不重視朝鮮的地位，邱吉爾甚至想以國際託管朝鮮半島的方式，來與蘇聯進行對抗，不過至少在重慶的民國政府鼎力幫助下，訓練人才，組建軍隊，朝鮮才有日後光復山河的底氣。
家仇國恨，韓國青年投筆從戎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民國政府從南京遷至武漢，後再遷于重慶，韓國臨時政府也隨之疏散西遷，1939年5月遷到四川省南部的綦江，距重慶只有一百里地。儘管臨時政府未及展開軍事活動，但李范、金弘一以及部分在中國軍校畢業的韓國青年踴躍報名，參加中國軍隊，赴火線作戰。
1938年10月，金若山運用他在國府軍委政治部的人脈，在漢口組建“朝鮮義勇隊”，初期有120名隊員，左翼色彩較濃，與中共方面有着密切聯繫。該隊下有兩個分隊，隸屬軍委政治部戰地工作隊，儘管這是中國政府直接協助成立的朝鮮武裝部隊，達成了臨時政府長年追求建軍的夢想，不過金若山是臨時政府中的反對派，與金九存有間隙，因此朝鮮義勇隊的成立對金九多少造成領導權的挑戰。1939年初，蔣介石分別找了金九和金若山談話，希望能摒棄成見，團結抗日。在國府最高當局的撮合之下，兩人還在7月間聯合發表了一封“告同志同胞書”。左圖為金九在抗戰時期的重慶韓人村。
1940年4月，韓國國民黨、韓國獨立黨和朝鮮革命黨三黨合組新的韓國獨立党，作為臨時政府的執政黨。9月，臨時政府由綦江遷重慶，並且在嘉陵賓館舉行了韓國光復軍的成立典禮。這是韓國臨時政府首次走出地下，光明正大地向海內外亮相。
這場盛會出席的中方要人超過百人，盛況空前，包括中共代表周恩來，當時是國府軍委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金九為臨時政府主席，李始榮為財務部長，曹成煥為軍務部長，趙琬九為內務部長，李青天為光復軍總司令，李范為參謀長。臨時政府宣佈，光復軍的前身是原韓國軍隊，是繼承了抗日義軍和獨立軍33年抗日鬥爭傳統的武裝獨立團體。儘管光復軍的成立鼓舞了海內外韓人的士氣，不過一年間光復軍的擴展計畫卻原地踏步，主要是國府高層對於如何整合光復軍與朝鮮義勇隊感到十分困惑，最後蔣介石下令，何應欽強行合併兩部。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初露曙光，中美英三國首腦迫不及待地在開羅開了個會，這次會議也讓臨時政府看到了曙光。在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裏有這樣一句話：“我三大同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適當時期使朝鮮自由與獨立……”誰也沒有想到，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時美蘇定下口頭協議，雙方將以北緯38度為界分別佔領南北朝鮮。朝鮮半島獨立之夢再次破碎。是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遷回朝鮮半島。
臥薪嚐膽，延安的朝鮮義勇軍
回望歷史，當時在中國的朝鮮民族抗日獨立運動主要有三部分組成：一是在上海建立後移至重慶的“韓國臨時政府”及所屬“韓國光復軍”，二是參加東北抗日聯軍的朝鮮遊擊隊，三是在延安與中共有聯繫的“朝鮮獨立同盟”和“朝鮮義勇軍”。前者在戰後全部返回到南韓，成為主導南韓政局的主要政治力量。而後兩者，即東北抗聯中的朝鮮朝鮮遊擊隊和延安的“朝鮮義勇軍”，或返回朝鮮，或留在東北。本文所述朝鮮族部隊，正是這些留在中國的韓籍官兵。
當年的“延安派” 即是在中國參加抗戰的朝鮮族人，以中共四野、抗聯的舊部為主體。這些人當中有許多比後來做大的金日成資格還老，參加抗戰的時間還長，職務還高。金日成原來不過是東北抗聯的一個區隊長而已。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中國內地活動的朝鮮青年多數集中在武漢。1938年10月，在駐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王明，周恩來及郭沫若的幫助和支持下，組建了朝鮮義勇隊。武漢失守後，義勇隊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先撤到桂林，爾後遷到洛陽。後來，一部分去西安投靠了國民政府，少部分抵重慶成為光復軍，而多數於1940年冬輾轉到陝北延安，1941年初經陝北延安，東渡黃河，輾轉中共太行根據地。經山西遼縣到涉縣，同劉伯承師長、鄧小平政委領導的一二九師取得聯繫後，在黎城縣看後村住下，後又轉移到黎城縣清泉村，最後遷駐涉縣七原村。隨後，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在七原村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朝鮮青年聯合會改為"華北朝鮮獨立同盟"，將朝鮮義勇隊華北支隊改為"朝鮮義勇軍華北支隊"，武亭任義勇軍總司令，崔昌益任獨立同盟總書記，朴孝三任支隊長。建隊初約有100多人，後發展到200多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對朝鮮半島的統治更加殘暴，不少朝鮮青年冒着風險，突破封鎖陸續來到中國，參加抗戰。1942年11月，韓春成等81位朝鮮青年到七原村集體參加了義勇軍。接受中共"保存實力，培養幹部，為解放朝鮮作準備" 的建議，朝鮮青年獨立同盟于翌年1月在七原村普定寺創辦了朝鮮青年革命幹部學校，學員達170多名。主要學習政治理論與軍事知識。4月，學校遷往延安。同時，朝鮮義勇軍總部、朝鮮獨立同盟從七原村遷到河南店鎮，不久移住南莊村。為打破日軍的經濟封鎖，增進朝中人民友誼，義勇軍在河南店開辦了三一商店、太行紡織廠、大眾醫院、照相館等，並且到清漳河裏撈河柴，幫助生產、抗災，深受河南民眾擁護。
1943年9月，朝鮮革命軍政學校在南莊村成立，學員們一面打仗生產，一面學習革命理論和軍事知識。兩年中，該校為朝鮮革命培養黨政軍骨幹300多名。朝鮮建國後，人民軍副總司令武廷、副首相崔唱益、最高人民會議議長金抖奉、人民軍副總參謀長朴政德上將、朴金波中將等都曾在南莊軍政學校工作和學習過。1945年8月，朝鮮義勇軍離開涉縣經東北，返回家園。
那年那月，在抗戰大後方重慶，民國政府接納了大韓民國流亡政府，幫助訓練光復祖國的韓國軍事人材，同時在延安，中共也吸收了大批朝鮮志士，加入抗戰遊擊隊行列，在聯合抗戰這一大背景下，可以說國共兩黨是不謀而合。
從史學的角度看，當年從延安回國的朝鮮義勇軍官兵，為收復國土，在中國抗戰中浴血奮戰，應該說都是北朝鮮的開國功臣與元勳，時稱”延安派”，最後的人生結局十分悲慘，絕大部分死在金日成為消除異己的歷次清黨運動中，成為刀下鬼，這就是歷史的詭異。
以史為鑒，可知興衰可知未來
歷史文獻記載，在金日成的”清洗”運動中，延安派與蘇聯派的倖存者大多數選擇了流亡中國或蘇聯。當年，金日成曾專程趕到中國北京，向毛澤東，周恩來要人，因為當時駐蘇大使也叛逃了，整個事件變得十分糾結，中蘇兩國曾與金日成對話，勸他不要再殺人了，到此為止。金日成提出的條件是中國志願軍必須儘快撤軍，幾十萬志願軍壓境，在他看來是眼中釘，時刻有可能危及其權力。這樣就達成一個協議，志願軍部隊被限期全部撤走，作為交換，金日成放棄追殺北朝鮮叛逃到中國和蘇聯的部分高級幹部。從史學的角度看，這是”抗美援朝”中一段十分糾結的歷史，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們雖然作出讓步，最後匆匆撤軍了事。然而，在朝鮮半島戰死了的幾十萬志願軍英魂，被俘了的數萬志願軍官兵，戰後作為戰俘，押送臺灣及海外去做苦力，客死他鄉，死不瞑目啊!
上圖為1952年韓國巨濟島美軍戰俘營,生活在鐵絲網下的中國志願軍官兵，左圖為志願軍官兵正在肩負重荷，從事苦役，讓人觀之失語，聞之唏噓!
當年，幾十萬中國志願軍的浴血青春永遠留在了朝鮮半島，埋在被稱為“敵軍墓地”的荒野草莽間，無人去看顧他們，幾乎被徹底遺忘。還有近萬名志願軍戰俘，逃離苦海，返回祖國後，在階級鬥爭年代裏，大多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老實本分的莊稼人出身，做夢都想不到自己也被扣上”叛徒”或”美蔣特務”的帽子，在祖國不僅不受待見，反而因此遭受迫害，眾叛親離，他們至死也忘不了在韓國巨濟島美軍戰俘營度過的泣血歲月。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中朝分別交惡，雙邊關係陷入僵局，不再以兄弟黨相稱，因此在朝鮮的志願軍烈士陵園墓碑也幾乎全部被砸毀，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未倖免，古話說，“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但是金日成卻忘恩負義，翻臉不認人，那是一段何等悲壯的歷史，現代中國為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後來，金日成親眼看到，蘇聯一哥已經靠不住，遂又專程訪華，當面向毛澤東和周恩來道歉，承認做錯，並答應重建志願軍烈士陵園。毛對金說，”友誼是主要的，誤會是次要的。” 於是兩國又“言歸於好”。 回望中朝兩國關係，在”同志加兄弟”的紅色口號中，在物質最為匱乏的年代，中國人自己節衣縮食，縮緊了褲腰帶過日子，無償援助了數百億美元的軍用及生活必需品，結果恩將仇報，至今也沒有培養出一個親中國的北朝鮮政府，實在是悲兮壯兮!
近年來，為了滿足中國遊客的興趣，改善對華關係，促進經濟發展，韓國政府也與時俱進，提議修葺志願軍在韓國的墓地，數萬亡者大多早已身份不明，為大國政治充當炮灰，連個名字也沒留下，死了也就白死了。天蒼蒼，地悠悠，何處向孤墳!
這讓我想起了抗戰時期，民國政府的義舉，不僅接納了落難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接納了數以萬計的韓國青年，複國志士，前後長達近三十年之久，還在上海收留了國破家亡的近六萬猶太難民，尤其是後者，使他們倖免於戰火塗炭，中華民族的大恩大德，功德無量，全世界的猶太人至今不忘。
如今在以色列，當年猶太人在中國上海的避難史，不僅寫進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族譜家史，還作為中小學課文，正式編入了教科書，因此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倘若你去以色列旅遊，漫步在特拉維夫街頭，大聲宣稱自己是中國人，或許就會有素昧平生的以色列人向你樹起大拇指，熱情地與你攀談，或許會請你去喝咖啡，去家裏作客。中國人的寬容，大度，慈悲，友善之心，遐爾聞名，中國人好，這就是二戰留給猶太人的民間記憶，這是何等真切，何等壯美的國際情誼!
歲月流逝，如今朝鮮半島的過往滄桑都已作煙雲散去，但是拼接那段歷史的無數碎片依然留存。僅作為消遣閱讀是一碼事，但是如果稍作反思，可能就會感到理性的翅膀有如此沉重，因為體驗了太多的人治威權，經歷了太多的動盪，挫折，坎坷，與折騰，中國人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渴望公義與法制，更渴望一個民權社會的到來，更渴望告別過去，面向未來。（之一）
作者：桑宜川博士
注: 本文部分歷史照片由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總統府》舊址博物館提供，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