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中國社會的各派政治勢力也把他拋棄了，這就註定了陳獨秀晚年偏安一隅，歸隱江津鶴山坪這一“山高皇帝遠”之地，過着清貧淡泊日子，最後駕鶴西去。其實，這也是一種人生境界，古往今來的士者，出局後解甲歸田，何其多也。
      回望歷史，在中共黨史上凡是被貶為“反黨分子，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漢奸、叛徒”的對象，絕大多數是擁有過人智慧見識、對民族進步懷有俠肝義膽的士者。從辛亥革命時安徽省都督府的秘書長，到風行天下的《新青年》雜誌創辦人；從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到“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再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到第五任總書記，這位從皖南名城安慶走出來的讀書人曾經叱吒風雲，人生晚年卻落魄川東江邊，令人唏噓不已。其實也在情理之中，一個人只有在大悲與大難中，才能彰顯人性的真實與光輝。
      如今整整七十年過去了，被歪曲的中國現代史漸漸恢復了本來面目，《獨秀文存》中真實的人生故事也開始進入讀者的視野。多年來對獨秀先生的種種不實非難與指責已被推翻，九頂帽子已摘去八頂，還剩下獨秀先生“右傾機會主義”一頂。其實這一頂帽子也是莫須有的，雖說這是現代中國政治的自虐，卻是獨秀先生在天之靈的榮光。

      秦關漢月，獨秀一枝映千秋
      寫完拙文之後，總還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這是因為獨秀先生是上世紀的歷史人物：他守望“民主與科學”的信念，竭盡一生不移其志，後因擔當“大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被他自己親手創建的黨無情開除。革命抱負化為泡影之後，他並沒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放棄對理想的求索。獨秀先生在晚年歸隱生活中始終信守了一個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人格與節操，不苟且偷生，更加憂國憂民，即使在他自身難以維持生計的時候，也不言懈怠：“我們鬧革命，最終目的就是要居有其屋、食能飽腹、身有衣穿。”他的言論至今沒有過時，更如暮鼓晨鐘，彰顯了儒家文化傳統中士者應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抱負，是為引起當代學人反思的楷模。
      歷史長河，鬥轉星移，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有學者扣問胡耀邦，將來中國的出路在哪里？胡耀邦說：“中國的出路就在於民主與科學！”言之鑿鑿，誠如斯言！事實上，當年身處“大革命”動盪時局，獨秀先生背負了太多的歷史責任，作為一介書生，壓得他緩不過氣來。遂使他在不斷地掙扎中尋找出路。這種掙扎或許使他看到了無論作為個人還是民族，當有某種恒定不變的東西。或許他相信，這種東西沉澱下來，才是個人和民族立足的堅實基礎。這正應了古話“殺君馬者道旁兒”，你的馬兒跑死，全因道旁歡呼喝彩的人太多。這或許是獨秀先生在嘲諷時局，或是自嘲，至今都沒有歷史結論。我想，獨秀先生的心中其實是早有答案的。
      民國時期，雖然處於新舊文化強烈碰撞的時代，但是幾千年的華夏文明，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之影響下，形成的讀書人“立德、立功、立言” 的價值觀體系根深蒂固，自然也就成為了幾乎所有“文化人”的精神目標。獨秀先生雖可說是政治家，但是骨子裏卻是書生和學者。
      他一生最有亮點的階段，人性最為真實的一面，不是他的《新青年》時期，恰恰相反，而是抗戰時期他落難四川江津以書為伴，以筆為文的歲月，無論遭遇何種逆境，獨秀先生不改其志，依然卓爾不群、傲骨凜然，大有儒家士者之風範。他晚年有一首詩可以表明心跡，這就是 1941年秋為台靜農先生所作的《對月憶金陵舊遊》：“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遊。何處漁歌警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表達了一位先學對世態炎涼，對凌雲壯志未酬的大徹大悟，偉哉壯哉，何其發人深省！
      縱觀獨秀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他那跌宕起伏、曲折離奇的政治生涯，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艱巨性與曲折性的一種真實寫照。他的晚年境況，為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先驅的坎坷命運提供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文註腳。
      獨秀先生有語“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詮釋了一個有血性的中國男兒的一生。獨秀先生的人生軌跡，晚年避亂世于四川江津山林草莽之中，為民眾開啟心智瀝盡心血，著書立說，教化人心，無怨無悔，終了他鄉，永留青史。為此，我謹以現代中國文革後七七級晚輩學子的敬意，寫下這些文字，緬懷先學《獨秀文存》中的道德文章與人格光輝。並獻上一束心祭的無名小花。（全文完）

      作者：桑宜川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