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歷盡人生坎坷，晚年尤其不幸。唯一值得慶倖的是比他小29歲的年輕妻子潘蘭珍伴隨着他，因此，潘蘭珍也被陳獨秀的子女尊之為母。許多年後，陳獨秀的三子陳松年深情地回憶說：“她（指潘蘭珍）待我父親很好，父親晚年全靠她。她平時少言語，做事勤快俐落。我們對她很尊重，尊之為母，我的兒輩喊她奶奶。她和父親相伴終身。”這般聲情並茂的話語，源于最為樸素的人間真情，不是禪悟修道可以修出來的。
陳獨秀留給夫人潘蘭珍的遺言是：“蘭珍吾妻，望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潘蘭珍遵照夫君的遺言，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在一個學校的食堂工作。她把養女潘鳳仙從南通接回上海團聚，過着自食其力的平安生活。1949年11月，她因不幸身患子宮癌，病死於上海醫院，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享年41歲。這讓我想起了中國唐朝女詩人李冶有句“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論及夫妻的情分，千年來已成中國經典，其實也有消極的成分。陳獨秀與潘蘭珍這對老夫少妻，在貧困潦倒中相識，患難與共，琴瑟同音，相濡以沫，相伴終身，不改初衷，他們之間的這段情緣，將永遠傳為後人的佳話，正應了“此情可待成追憶”。因此，筆者要豎起大拇指道一聲，潘蘭珍，你才是現代中國的女人！
斯人如逝，更顯書生本色
眾所周知。陳獨秀原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中共主要創始人，前五任中共總書記，一九二九年因其在政治上傾向託派被自己親手創立的黨開除。至今，黨史正編仍然只承認他在創黨初期的作用，對其人生中後期的經歷則從略。
回望歷史，當年中共成立之初，由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演變而來，書生當家，力量弱小，尤其是還未組建較強的軍事武裝，只能受到共產國際及聯共的擺佈，先後把陳獨秀當猴耍：當陳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陣營，他們卻強迫他率黨集體加入；再是加入後又強調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並爭取領導權，一相情願，談何容易！當陳遵照執行並取得一定成效時，又突然非難他左傾，強迫他及中共成為國民黨的附庸，遂使他無可奈何，無所適從。
從史學的角度看，在那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共產國際以鮑羅廷為代表，發出的指令瞬息萬變，忽左忽右，在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如同軍令，都是必須執行的，向左轉或向右轉，對錯誰又能說得清楚？因此在中國需要有一個責任擔當人，陳獨秀就是必然的替罪羊。
陳獨秀於1929年被開除出黨，並被羅列了四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與蘇聯託派靠近的緣故。隨後於1932年10月，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國民黨各界致電中央政府要求嚴懲，共產黨也與時俱進，發表聲明，非難他為託派走狗、反共先鋒。一時成為了國內媒體的頭號新聞，舉國譁然。作為党國要犯，陳獨秀隨即被押赴南京接受審判。那年那月，國共兩党都同時容不下這麼一介狷狂的書生與學者，真是現代中國歷史中一個匪夷所思的謎團。
陳獨秀的託派問題所以被搞得如此複雜，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託派被深深地釘在“漢奸、叛徒、反革命”的十字架上。所以，要徹底弄清這個問題，必須要搞清中國託派是不是漢奸反革命。歷來中共的文件都沿用毛氏語錄，籠統地說陳獨秀“走向託派反革命方面去了”，一旦被戴上了這頂帽子，定了調子，就幾乎成了鐵案，永遠不得翻身。即使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用了稱頌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和“建黨有功”等不少褒義詞語。是矣非矣，都已如煙雲散去，當中國現代歷史的許多粉飾剝落以後，多少偉人們身上的光環開始黯然失色，然而陳獨秀的身影卻如巨石一樣屹立，其思想更如穿越歷史隧洞的火炬，直抵當下。對於今天的學人，有着太多的思想遺產值得繼承。
晚年的陳獨秀痛定思痛，反思“五四”，並進一步認同民主的價值。他在深入研究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社會發展後說：“任何專制獨裁，都是領袖個人獨裁，沒有階級的獨裁，只有個人獨裁”。反思現代中國歷史，陳獨秀對世態的見解言之鑿鑿，誠如斯言。
鄧小平在《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指出：“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如今新編黨史也已確認，陳獨秀不是漢奸，不是叛徒，不是託派，不是反革命，不是投降主義等等，換言之，什麼罪名都沒有，但出於党權的威嚴，只保留了“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語，捨不得仍掉，其實這也是莫須有的指鹿為馬，因此可以公允地說，獨秀先生被開除黨籍的九大罪名無一成立，又一歷史冤案遲早將得以明白天下。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江津舊居圖片的結束語，引用了毛澤東、鄧小平著述中對陳獨秀較為中肯的評價。按現在的考證，陳獨秀當時被戴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帽子，也是共產國際的斯大林與托洛斯基鬥法，像兩隻瘋牛決鬥，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推卸在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的頭上，中共又把主要責任推卸在總書記陳獨秀頭上，指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栽贓陷害也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冤案。
由於經過幾十年、幾代人的紅色教育和灌輸，被誤導和自動誤讀所接受的的觀念深入人心，似沉痾頑瘤，根深蒂固，所以，如要走出禁區，如實還原現代中國歷史的許多真相，恢復獨秀先生的人格尊嚴，以治學的嚴謹態度對其作出公正的評價，似還任重道遠。
《獨秀文存》對當代中國的觀照：
獨秀先生是一位有着高尚人格的學者，以學問立身，從不阿世媚俗，趨炎附勢。文如其人，讀他書，即可知其人，高山仰止，令我輩後學感佩。近年來，《獨秀文存》在中國內地再版發行，表明了中國社會在言論自由方面的式微得以疏緩，其本身的文字內容，正如“自序”中所言，“原沒有什麼文學的價值，也沒有古人所謂著書傳世的價值”。但當代中國的浮華現實，使《文存》的出版意義超越了單純的歷史變遷記錄，似可看作是對當代學人的精神勉勵。
重讀獨秀先生七十多年前寫下的文字，就像他在對着當下的中國說話，擲地有聲，振聾發聵。假如獨秀先生還活着，他是否會學得“聰明”些呢？不會的，因為他早就宣佈：“我只注重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這話讓我想起了今日幽靜的清華園裏矗立着的王國維碑銘，上書“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一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所題寫，我每經此地，總會懷着崇敬與惋惜的心情，並為前輩學者所宣導的治學精神所感動與激勵。
獨秀先生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地位之確立，首要是他立志適應了時代的要求。身處知識份子的職業，獨秀先生痛感沒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的墮落，“中國急需學者，但同時必須學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學者才能夠造成社會上真正多數人的幸福”。這不僅僅是在論及今日中國之教育，更是在呼喚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的良知以及對民主自由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在經歷了人生的數次大坎坷之後，獨秀先生以一介書生特有的冷靜和清醒，看清了共產國際以及國共兩黨爭鬥的虛幻無常，因此他拒絕了來自各方的感召與誘惑。
最終，中國社會的各派政治勢力也把他拋棄了，這就註定了陳獨秀晚年偏安一隅，歸隱江津鶴山坪這一“山高皇帝遠”之地，過著清貧淡泊日子，最後駕鶴西去。其實，這也是一種人生境界，古往今來的士者，出局後解甲歸田，何其多也。
回望歷史，在中共黨史上凡是被貶為“反黨分子，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漢奸、叛徒”的對象，絕大多數是擁有過人智慧見識、對民族進步懷有俠肝義膽的士者。從辛亥革命時安徽省都督府的秘書長，到風行天下的《新青年》雜誌創辦人；從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到“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再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到第五任總書記，這位從皖南名城安慶走出來的讀書人曾經叱吒風雲，人生晚年卻落魄川東江邊，令人唏噓不已。其實也在情理之中，一個人只有在大悲與大難中，才能彰顯人性的真實與光輝。
如今整整七十年過去了，被歪曲的中國現代史漸漸恢復了本來面目，〈獨秀文存〉中真實的人生故事也開始進入讀者的視野。多年來對獨秀先生的種種不實非難與指責已被推翻，九頂帽子已摘去八頂，還剩下獨秀先生“右傾機會主義”一頂。其實這一頂帽子也是莫須有的，雖說這是現代中國政治的自虐，卻是獨秀先生在天之靈的榮光。
秦關漢月，獨秀一枝映千秋
寫完拙文之後，總還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這是因為獨秀先生是上世紀的歷史人物：他守望“民主與科學”的信念，竭盡一生不移其志，後因擔當“大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被他自己親手創建的黨無情開除。革命抱負化為泡影之後，他並沒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放棄對理想的求索。獨秀先生在晚年歸隱生活中始終信守了一個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人格與節操，不苟且偷生，更加憂國憂民，即使在他自身難以維持生計的時候，也不言懈怠：“我們鬧革命，最終目的就是要居有其屋、食能飽腹、身有衣穿。”他的言論至今沒有過時，更如暮鼓晨鐘，彰顯了儒家文化傳統中士者應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抱負，是為引起當代學人反思的楷模。
歷史長河，鬥轉星移，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有學者扣問胡耀邦，將來中國的出路在哪里？胡耀邦說：“中國的出路就在於民主與科學！”言之鑿鑿，誠如斯言！事實上，當年身處“大革命”動盪時局，獨秀先生背負了太多的歷史責任，作為一介書生，壓得他緩不過氣來。遂使他在不斷地掙扎中尋找出路。這種掙扎或許使他看到了無論作為個人還是民族，當有某種恒定不變的東西。或許他相信，這種東西沉澱下來，才是個人和民族立足的堅實基礎。這正應了古話“殺君馬者道旁兒”，你的馬兒跑死，全因道旁歡呼喝彩的人太多。這或許是獨秀先生在嘲諷時局，或是自嘲，至今都沒有歷史結論。我想，獨秀先生的心中其實是早有答案的。
民國時期，雖然處於新舊文化強烈碰撞的時代，但是幾千年的華夏文明，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之影響下，形成的讀書人“立德、立功、立言” 的價值觀體系根深蒂固，自然也就成為了幾乎所有“文化人”的精神目標。獨秀先生雖可說是政治家，但是骨子裏卻是書生和學者。
他一生最有亮點的階段，人性最為真實的一面，不是他的《新青年》時期，恰恰相反，而是抗戰時期他落難四川江津以書為伴，以筆為文的歲月，無論遭遇何種逆境，獨秀先生不改其志，依然卓爾不群、傲骨凜然，大有儒家士者之風範。他晚年有一首詩可以表明心跡，這就是 1941年秋為台靜農先生所作的《對月憶金陵舊遊》：“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遊。何處漁歌警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表達了一位先學對世態炎涼，對淩雲壯志未酬的大徹大悟，偉哉壯哉，何其發人深省！
縱觀獨秀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他那跌宕起伏、曲折離奇的政治生涯，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艱巨性與曲折性的一種真實寫照。他的晚年境況，為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先驅的坎坷命運提供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文註腳。
獨秀先生有語“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詮釋了一個有血性的中國男兒的一生。獨秀先生的人生軌跡，晚年避亂世于四川江津山林草莽之中，為民眾開啟心智瀝盡心血，著書立說，教化人心，無怨無悔，終了他鄉，永留青史。為此, 我謹以現代中國文革後七七級晚輩學子的敬意, 寫下這些文字，緬懷先學《獨秀文存》中的道德文章與人格光輝。並獻上一束心祭的無名小花。
作者：桑宜川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