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波及各行各業，公安系統也不例外。
      1958年1月22日，公安部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開會，討論公安機關如何開展“大躍進”的問題，會上製訂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劃要點》。“要點”明確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努力實現無15元以下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民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的‘四無’農業生產合作社和無破壞事故、無百元以上盜竊案、無10元以上火災的機關、企業、學校”。
      貴州省公安廳積極回應，於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開展“無火災、無積案、無土匪、無盜竊、無騷亂、無煙毒流行、無賭博活動”的“七無”運動，公安部立即發文，向全國公安機關推廣貴州省的做法。
      於是，全國各級公安機關積極回應。在“七無”的基礎上，有些省開展“十無”、“幾十無”、“百無”運動。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製訂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捕人指標越來越大，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區捕人數超過1949年至1957年的總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達的捕人指標是4.5萬人，結果安徽省超額完成任務，全年逮捕了10萬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萬多人。
      逮捕、拘留人時，不按任何程式辦事，完全採取戰爭年代打仗和搞政治運動的辦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有的人甚至連檔案都沒有；有的人被拘捕後死了，但不知道死者姓甚名誰；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沒有到過法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面，稀裏糊塗被送到勞改農場，由於沒有檔案，成了勞改農場的黑人黑戶。青海省的浩門農場，就有800多個黑人黑戶勞改犯，不知道為什麼把這些人由東南沿海地區送來勞改。
      當時政法部門為了“大躍進”提出一句口號，作為公、檢、法三家的行動準則：叫做“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一員頂三員（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在這個口號指導下，公、檢、法三機關等於一個機關，沒有任何制約和監督。
      由於公、檢、法三家變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會判刑。玉樹州法院有一張判決書，竟判了183人。判決書這樣寫他們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後一貫不務正業，品質極端惡劣，曾先後姦污有夫之婦607人，強姦婦女51人，雞奸305人，互相雞奸30人。”
      原來這183人中有11個婦女，172個男人，把他們通姦（包括男女）、強姦、雞奸、互相雞奸的行為累計統計，得出那個總數，而不分每個人有多少這樣的行為。
      還有一些無權捕押人犯的機關單位（如公社、大隊、工地、企業、學校），甚至個別黨委機關、個別負責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權力或者濫用拘留、勞教、集訓等手段，變相捕人、押人。
      毛澤東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我們主要靠會議，一年搞四次會，大躍進，就沒有時間犯法！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
      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中央政法領導小組馬上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在人民公社化後政法工作一些問題向主席、中央的報告》明確提出：“刑法、民法、訴訟法已經沒有必要製定。”
      這就是“大躍進”時期的中國社會。
      文：諸葛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