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開始不久，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李立三是八屆中央委員，但是沒有讓他參加會議（後來得知，在應出席會議的141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26人被“決定”不讓參加會議，李立三就是這26人之一）。客觀地說，運動初期李立三雖然靠邊站了，還沒受到太大的“衝擊”，因為在一些人看來，他畢竟是“死老虎”，暫時還顧不上他。那段時間，李立三每天披着個軍大衣去看大字報。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後，他作為陪鬥者參加了幾次批鬥會，也曾經去一位老官員家裏躲了幾天風，但他還是可以自由活動的。他還偷偷地議論說，這個“文化大革命”有點像蘇聯的1938年肅反運動，他說他自己準備上萬人大會，但無論怎樣也要堅持實事求是，不能說假話牽連別人，活下去看吧。這年的10月份，他還按照華北局機關造反派的“勒令”，向機關民眾大會再次做“系統檢查”，誠懇交代和批判自己來華北局前後的所有“嚴重錯誤”。
      到了1967年“一月風暴”，“揪鬥頭號走資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開始後，形勢就發生了急劇變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國造反聯絡站”的兩個專案人員找到了李立三，對他說：“你工作時間很長，據說劉少奇在上海、東北、武漢、廣州你都與他在一起工作過。請你談談劉少奇的情況。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雪夫，他現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歷史問題也要清算。”
      兩人態度和氣，意思是：好好揭發劉少奇的“罪行”，對你會“將功補過”。
      李立三同這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李立三詳細地講了安源時期、五卅運動時期、武漢政府時期三個歷史階段的真實歷史。他說，安源時期，“1922年9月，快要罷工時，主席派劉少奇來安源，”“罷工期間劉少奇初到，認識人少，我認識人多。工人們把我保護起來，由劉少奇出面。《燎原》電影，就是反映這個事。電影中的雷喚覺，是把我與劉少奇寫成一個人。”又說：“二七罷工後，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發之勢。這時我從安源被調走，劉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領導那裏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脅礦上，但沒有罷工，因此，安源沒有受到鎮壓。
      劉少奇是正確的。”他得出結論說：“這段時間（半年）中，我和劉少奇在一起工作，這一段沒有看出他有什麼問題。”李立三接着講了五卅運動時期。他說，五卅運動中我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調來擔任總務部長（類似秘書長性質）。由我出頭露面。當時工商聯合會，我代表工人去的。工會具體工作，劉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這段期間與劉少奇相處三個月，也看不到他有什麼問題。”
      “第三次是武漢時期，1926年到1927年，全國總工會，我是負責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鬥爭中，劉少奇是支持民眾的。這段時間也沒看出他有什麼問題。”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離開了武漢去搞南昌起義，這以後就再沒有和劉少奇一起工作。總之，“這三個階段沒有看出有什麼大問題。”
      李立三面對極端險惡的形勢，勇敢而公正地為已經成為“全國共誅之，全黨共討之”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劉少奇如此“作證”，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個由各地58個“造反組織”參加的“批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一個個揪鬥李立三的浪潮鋪天蓋地接踵而來。僅在一個月內，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種造反組織召開批鬥李立三的大型批鬥會達14次之多。
      1967年6月22日，在一群造反派按原計劃繼續對李立三進行審訊之前，李在室內自殺。
      文：洪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