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繪畫中，山水畫非常興盛，其中以清初山宋金、宋元之間的軍事對峙，使南北長期處於隔絕的狀態，文化發展各異其趣。
      元代大一統使南北交通重新暢通，人員往來重歸暢通。
      伯顏攻克臨安後，奉命將宋室一切“經史子集、禁書典故、文字及書畫、紙筆墨硯等物”運至大都，成為元廷的重要文化收藏。
      大量文化典籍北上對江南來說是一大文化損失，不過這無意中也促成南北文化的交流。古代文化傳播手段和媒介有限，相對依賴於人口流動，比如北人南下，南人北上等。
      江南與蜀地、中原不同，在宋元易代之際破壞並不嚴重，江南地區豐厚的文化積澱基本未墜，這種文化延續構成了江南對北方進行文化輸出的重要基礎。
      據時人記載：“昔江南平，中土士人南下，若水之趨下。”劇作家關漢卿（圖）在宋亡後即從大都來到杭州，作曲《杭州景》描述其切身感受：“水秀山奇，一到處堪遊戲，這答兒忒富貴，滿城中繡幕風簾，一巷地人煙湊集”，初來人間天堂，對他來說真是“縱有丹青下不得筆”。
      隨着北人與江南士人接觸日益增多，對江南文化的認識日益深入，他們產生了對江南文化的“認同”，最大的體現莫過於理學的北傳。理學雖起源於北方，卻是在南方完成其思想的系統建構。金朝儒士承襲遼朝和北宋學風，三蘇之學最為盛行，對理學較為陌生。
      蒙古滅金伐宋，南宋儒士和理學書籍開始北流，南北一統後，理學加速了在北方的傳播。
      經過長期的過程，理學最終被蒙古統治者接受並成為官學。仁宗延祐年間重開科舉，考試以朱熹註釋的四書五經為標準，北人學習江南儒學蔚然成風，正式確立了理學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並為明、清兩代所沿襲，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元初江南社會混亂，盜賊橫行，江南士人中瀰漫着濃重的“遺民”情節，加之科舉長期停廢，在“君臣大義”和“華夷大防”的感召下，大部分江南士人選擇隱居鄉里。待局勢逐步穩定，忽必烈派人到江南搜訪隱逸，禮聘賢才，趙孟   等江南名士相繼北上出仕。不少江南人宦游大都，希冀以自身才華獲得權貴垂青。
      元代中後期，在大都形成了江南籍文人圈，較為活躍者有虞集、貢奎、黃溍等。他們大多任職於元代中央文化機構，如集賢院、翰林院、史館等。人口流動和多元文化的交流更加深了江南文人自身的文化認同，“憶江南”是大都文壇中反復出現的主題。

      作者：任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