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獨子。我從來沒有見過爺爺奶奶。聽媽媽講，爺爺是“楊鳥記豆腐鋪”的老板，奶奶是二房，豆腐西施一個， 四十多才生父親。所以，等我和姐姐們出生后，也只能從遺像里瞻仰他們了。
      在我很小的時候，父母經常去爺爺奶奶曾經的小鎮；有時一去几天，把我和姐姐放在外婆家。問他們做什么，得到的回答總是“辦事”。 長大后才知道原來老屋被遠房親戚住長了時間，要收回還有點困難，好像還小打了一場官司，最后終於把老屋給賣了，不知從哪得來的印象，好像是賣了四千元人民幣吧。
      四千元人民幣在七十年代末是個什么概念？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在母親單位宿舍狹窄的巷子里，我們家是最早買電視機的。
      八十年代初還算安定。我們剛剛由母親的單位宿舍搬到了父親銀行分的單元樓，跟行長家對門。只記得行長家的大兒子對我姐姐好像有意思。從武大回家度假，跟我姐大談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超我，然后目光灼灼盯着我姐看的樣子。而悠哉悠哉當着統計師的母親則在陽台上種滿了花，從虞美人、茶花，到迎春花、仙人球，還有藍色牽牛花，很多稀奇古怪的品種。
      很快，我和姐姐又開始感受到父母的新計划帶來的不安分。他們開始在飯桌上下討論哪里有地，要不要買，起几間樓，找誰設計，上哪找工程隊，預算要多少，以及找誰借錢的問題。在我的幼小記憶里，這樣討論和四處周旋了一個來回，父母的建房計划進度神速。一天，他們竟然就真的拿回一個黑子白字的圖紙，跟我們展示哪里是客廳，哪里是我們兩姊妹的睡房。全家人都好興奮，我到現在都記得，我們的家庭房是24個平方，地下室有32個平方。父親喜歡跳舞，我們花了不少時間爭論地下室是不是要裝修成一個舞廳。這個夢想中的后色帶給我們無盡的彼岸之夢。
      現在回頭想一想，那可叫一個敢想！父母都算是白領，怎么就敢動建房的念頭？后來才慢慢了解到，父親的“地主”觀念很深，如同那個“地主”觀念深刻的爺爺。買房建房投資保值是一貫的傳承。八十年代開始就在不同銀行做信貸的經曆更加使他堅信。房地產是最穩健的投資。所以。那筆賣祖屋的錢一直是父親的心頭病：存銀行，絕對貶值：還是存在房地產里，父親才覺得安全。
      這個記憶中，我由衷地佩服一個人：母親；也由衷地覺得一個偉大的事業一定要有一個神奇的組合才能達成。父親行動力不夠，但有主意；母親不果斷，但會運籌。母親兄弟姊妹多，社會關系多，朋友多，前面提到的建房所有的程序和問題，几乎沒有一道不是經過母親的周旋達成的。 包括找建筑施工隊，買原材料，找關系批鋼材，現場監督施工……在我模糊的記憶里，我和姐姐甚至都被母親調遣幫忙從卡車上卸過磚，一分錢一塊的紅磚。因了這個建房工程，八十年代留給我的是整個家庭奮發圖強的記憶。
      我們的新家很大，院子里種了梔子和石榴；還很奇怪地打了口井。那年的春節，親朋好友們齊聚一堂。我們到底是在自己的新家跳上華爾玆了，在空曠的家庭房，而不是我們原先設想的裝修得富麗堂皇的地下室。我們的地下室不僅沒有裝修，最終還成了母親的蘑菇種植場，因為母親需要業余收入去還欠的債。
      我和姐姐倒沒有感受到還債的壓力，享受了每人一個大睡房和滿院花果的“小姐”生活，我們最大的抱怨還是打井水的不習慣和遠離城市和上學的不方便。姐姐那時已經談戀愛了，跟穿警服 的姐夫出街，都說是一對璧人。可兩人結婚打死也不願意住在自己的200平米的后色里。剛出嫁時，姐姐住在姐夫單位６個平米的單人宿舍里，在走廊上做飯。據說有一天還在宿舍里發現一條蛇。
      隨着我去武漢上大學，父母也搬離了我們夢想之屋。九十年代初，父母又搬家了，這次是母親單位新建的小區宿舍。雖然住貫了大房子覺得這個兩房一廳好狹窄，但處於城區的中心地段，水電和電話的方便，讓我們覺得“重返人間”而欣喜不已。九十年代后半段， 父親的中行又分房子了。好地段、玻璃幕牆、近百平方米、 設計先進；我們欣然搬入。那時，我已經在武漢上班；姐姐姐夫也有了自己的兩房一廳。家里只剩下父母和陽台上很多的盆花。假期回家， 站在4樓陽台上跟母親聊家常，看樓下的戲院以及伸手可及的早點，感嘆曾經的夢之屋好像是前世的事情。
      我們的在城市郊區的夢想之屋也開始變成了老屋。空曠了几年之后，父母終於賣掉了它。前后十年功夫，據說說價格翻了六七番吧。
      父親說這個的時候，一半是自豪，一半是惆悵。我知道，他的兒孫滿堂、嬉戲於膝下的“地主式”大家族的夢，這個依附於夢想之屋的夢，是徹底破滅了。作者：任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