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秀先生並不孤獨，客居江津時期，北大學生張國燾就曾三顧茅廬，無數的文化名流，學者朋友都曾絡繹不絕地前往探望，党國大佬胡宗南、戴笠等人也曾代表民國政府前往邀請其出山，可見那年那月的小山村裏是何等熱鬧。這是目前已公開的評述文章所忽略的內容，都異口同聲，眾口一詞地評述獨秀先生晚年是如何的寂寞，其實未必 。
患難與共，陳獨秀晚年生死戀
陳獨秀一生大起大落、曲折坎坷，對於他的個人歷史評價，半個多世紀來，海峽兩岸褒貶不一，毀譽參半，對於他一生的數次婚姻，世俗偏見更是鄙夷和不屑，而他本人則備嘗個中酸辛、苦澀和甘甜。其實，人生的路都是自己去走出來的，何須在乎旁人的說詞與掣肘呢？
潘蘭珍（圖右）是陳獨秀的第三位夫人，出身貧民家庭，以其忠貞的情誼與陳獨秀牽手，十年相伴，在極其艱難困厄之中，同陳獨秀度過了最後一段坎坷的風雨人生之路，無怨無悔，可歌可泣，曠世絕代，他們之間這段情緣何以感人至深，鮮為人知？一直是當代人頭腦裏存在着的疑問。
1929年11月，陳獨秀因為“大革命”失敗，作為替罪羊，承擔了全部責任，被自己親手創建的黨開除後，仍堅守自己的信仰，繼續著書立說，宣傳革命思想。民國政府對此十分惱火，蔣介石曾懸賞３萬元大洋通緝他。在此險惡處境之下，陳獨秀不得不隱姓埋名，東躲西藏，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1930年，他潛伏到上海，在熙華德路石庫門一座樓房裏租了一間簡陋房子隱居下來，整日深居簡出，不是讀書就是寫文章。他居住的弄堂時稱貧民窟，生活在這些貧民之間，對曾任中共總書記的他來說，現實生活的巨大反差，使他真切地感受到革命者的責任，就是要把這些無產者從黑暗社會的桎梏中拯救出來，然而他已被國共兩黨拋棄，內心感到無比沉重。
與和他相鄰而居的是一位年輕女性，年齡在22歲上下，身材嬌小，圓臉大眼，衣着干淨，舉止拘謹，一看便知是個憨厚老實的女人。這位女子叫潘蘭珍，江蘇南通縣人，幼時隨父母逃荒到上海，13歲便在紡織廠當童工。曾受流氓哄騙，同居後生一小孩，孩子夭折後就被拋棄，在一家英美煙草公司做工。說來也巧，或者說是一種緣分吧，相鄰就有相遇相知的機會。潘蘭珍苦難深重的身世引起了陳獨秀的關注和同情。
一個是鰥居男子，一個是獨身少婦，雖然年齡相差近30歲，但是久而久之，不同遭遇，巧為鄰里成知己，幾天不見，彼此心裏就老是牽扯着。老夫少婦，惺惺相惜。潘蘭珍知道陳獨秀有知識，能寫文章，是個做大事的人，因此她很懂事，從不打聽先生的身世和行蹤。隨着彼此逐步加深瞭解，陳獨秀對潘蘭珍從同情到關愛，潘蘭珍則認為老夫子心地善良，靠着他有一種安全感。久而久之，兩人產生了感情，以至情投意合地結合在一起了。
那一年陳獨秀51歲，比潘蘭珍大29歲，他像一個長者一樣呵護着她。兩人結合後，陳獨秀教潘蘭珍識字明理，背誦和默寫唐詩。她聰明伶俐，往往是一教就會，一點就通，進步很快，陳獨秀從心底裏感到歡喜。潘蘭珍無微不至地料理陳獨秀的飲食起居。兩人生活在一起，都把對方作為知音和依靠，相親相愛，相依為命，日子雖然過得平平淡淡，但也覺得挺舒暢。
1932年10月，陳獨秀因再次被叛徒出賣，第四次被捕。當時這是舉國上下的頭號新聞，報紙均採用大字標題，有的還配有社論，許多文化名流呼籲，要求南京政府寬大處理，刀下留人。《申報》刊出蔡元培、柳亞子、楊杏佛、林語堂、潘光旦、董仁堅、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郵代電》；傅斯年發表了《陳獨秀案》一文，說政府決無在今日“殺這個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之理！”蔣夢麟、劉複、周作人、陶履恭、錢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電張靜江、陳果夫說情；胡適、翁文灝、羅文幹、柏烈武等或致電蔣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從寬處理。考慮到來自全國知識階層與社會名流的期盼，國民黨遂將陳獨秀移交司法審判，拘押在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管理不像監獄那樣嚴格。
因此，陳獨秀被囚後仍有機會與外面保持聯繫，他致信學生高語罕說，“我真對她不起，務請先生再探望一次……”表達了他對少妻潘蘭珍的關愛。
在高語罕的幫助下，潘蘭珍來到了南京，在監獄附近租了間舊房子住了下來，每天到監獄照料陳獨秀。潘蘭珍的這一決定，既反映了她對陳獨秀的樸實的忠貞愛情，又反映了當時一般女子所沒有的豪俠氣質。潘蘭珍的這一舉措，更出乎陳獨秀所料，遂使他感激不已。
陳獨秀在漫長的牢獄生活中，潘蘭珍一直相隨左右，照顧陳的生活，有時也在監獄同宿，噓寒問暖，關心備至。她是個自由人，陳不能辦的事，都由她去跑腿與聯絡。陳在獄中著書立說，理論上不斷發展，還有大量詩作，人們稱他“人在獄中，思想飛向遼闊的空間”。潘蘭珍相隨服侍，為其收拾材料，整理書籍，生活上百般照料。當然，有時也有使潘蘭珍感到頭痛的。陳獨秀研讀重要專著或撰寫理論文章，經常通宵達旦。為了他的身體，潘蘭珍耐着性子加以勸阻，有時非要等到陳真正睡下了，還要守護一陣子，她才離開，回到自己的住處。所以好發脾氣的陳獨秀，從未對潘蘭珍發過脾氣，可以說是珍愛有加。
陳獨秀在南京獄中五年，在潘蘭珍的協助下，他的文章不斷問世。陳獨秀體弱多病，可他讀書不倦，筆耕不輟，碩果累累，這與夫人潘蘭珍生死相依、陪伴左右、精心照料，給了他精神和物質上甚多安慰是分不開的。
1937年8月日寇兵臨南京城下，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曾答應共產黨釋放政治犯的要求，迫於形勢，不得不宣佈將政治犯統統釋放，陳獨秀也就重新獲得了自由，他和潘蘭珍遷居武昌，並向世人宣佈結為夫妻。隨後於1938年6月乘船入川到達重慶，後又溯江而上到了江津，幾經周折，在友人幫助下，居住在江津縣的一個山村鶴山坪楊氏山莊。這裏是一個四周高山林立、人跡罕至的地方。誰知陳獨秀到了那裏，那裏不久就成了國人注目之處。
在接待絡繹不絕的客人中，最忙的要算是潘蘭珍了。她要招呼前招呼後，還要燒水倒茶，忙得不可開交。她應付靈活，熱情周到，深得來訪者的讚賞，也為陳獨秀減輕了不少不必要的應酬。潘蘭珍與當地山民百姓交往中，相處得很好，噓寒問暖，扯談家常，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也得到鄉親的很多幫助，至今仍然留下了極好的口碑。江津鶴山坪這方熱土上鄉民沒有忘記他們。
陳獨秀晚年在四川江津山村，其境遇着實淒涼，常常是無米下鍋。他和夫人潘蘭珍的生活，有時不得不靠北京大學的同學會和朋友的饋贈。他還擔任《時事新報》的特約編輯，可以得到一些微薄的稿酬，以聊補生活之急需。他日子過得雖然十分艱難，但他卻是個硬骨頭。許多北大校友前來看望老師，表示要資助一些生活費，陳獨秀很是硬氣，對所有在國民黨政府任職的校友，一概謝絕，分文不收。儘管他們說這是學生對恩師的一點心意，陳獨秀卻說：“你們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後，話就說不清楚了。”
在這困厄境遇之中，夫人潘蘭珍無怨無悔，相隨左右，體貼入微。
有一次他們實在揭不開鍋了，潘蘭珍只得把陳獨秀的一件皮袍托人進城送去當鋪，當了幾個錢給陳獨秀抓藥治病，買點米以度日。潘蘭珍寧願自己吃苦受累，只要他出來轉轉，散散心，放鬆一下，心裏就已感到最大的滿足了。
陳獨秀歷盡人生坎坷，晚年尤其不幸。惟一值得慶倖的是比他小29歲的年輕妻子潘蘭珍伴隨著他，因此，潘蘭珍也被陳獨秀的子女尊之為母。許多年後，陳獨秀的三子陳松年深情地回憶說：“她（指潘蘭珍）待我父親很好，父親晚年全靠她。她平時少言語，做事勤快俐落。我們對她很尊重，尊之為母，我的兒輩喊她奶奶。她和父親相伴終身。”這般聲情並茂的話語，源于最為樸素的人間真情，不是禪悟修道可以修出來的。
陳獨秀留給夫人潘蘭珍的遺言是：“蘭珍吾妻，望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潘蘭珍遵照夫君的遺言，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在一個學校的食堂工作。她把養女潘鳳仙從南通接回上海團聚，過著自食其力的平安生活。1949年11月，她因不幸身患子宮癌，病死於上海醫院，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享年41歲。這讓我想起了中國唐朝女詩人李冶有句“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論及夫妻的情分，千年來已成中國經典，其實也有消極的成分。陳獨秀與潘蘭珍這對老夫少妻，在貧困潦倒中相識，患難與共，琴瑟同音，相濡以沫，相伴終身，不改初衷，他們之間的這段情緣，將永遠傳為後人的佳話，正應了“此情可待成追憶”。因此，筆者要豎起大拇指道一聲，潘蘭珍，你才是現代中國的女人！
（之四）
作者：桑宜川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