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獨秀先生的這部語言學遺作《小學識字教本》近年已在國內上海人民出版社與成都巴蜀書社分別出版，依據的都是原民國時期國立編譯館的油印稿，系從梁實秋珍藏的專家手描版整理而來，並影印了他有關文字學音韻學方面的部分信劄，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史冊又增添了一部力作。
      從學術上考量，獨秀先生對《小學識字教本》的功力之深，可與現代語言學大家趙元任、傅斯年、梁實秋、黎錦熙、羅常培、王力、呂叔湘、李方桂、方光燾、丁聲樹、朱德熙等諸位前輩學者比美，無愧是北京大學名教授出道。

      書生樂趣：回歸田園撿牛糞
      革命是一種特殊的流浪，選擇了革命就是選擇了永遠“在路上”的人生狀態。對此獨秀先生義無反顧，無比的堅執與豪邁。為國投身革命常常意味着要拋鄉卻家，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獨秀先生將自己的精力和激情幾乎全部投入到了充滿艱險的政治鬥爭中。
      對於國家，他是一個功勳卓著的思想明星，但對於家庭，他卻是一個失職的“一家之主”。
      在經濟上，他常常陷入困頓，生計艱難，早年他一家人常常受亞東圖書館的周濟。即使他在做中共党總書記的時候，也依然是赤貧如洗。1922年8月9日，在他做第二屆總書記被捕後，陳獨秀幾乎一無所有，連訴訟費都拿不出，李大釗等14人在9月24日的《晨報》上聯合署名發表《為陳獨秀君募集訟費啟事》：
      啟者：陳獨秀君為社會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了結，而關於訟費及銷毀書籍版費損失在二千元以上。陳君清貧，同人深悉，遭此厄運，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會教育思想自由及與陳君有舊，願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環龍路銘德里二號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收轉為荷。
      蔡元培、李石曾、蔣夢麟、胡適、鄧中夏、劉仁靜、張國燾、高尚德、李大釗、林素園、範鴻勃、黃日葵、蔡和森、繆伯英同啟。
      這一啟事特粘貼于此，讀者或可善意地理解到，赤貧如洗的中共總書記，“大革命”的領軍人，竟然公開地被人憐憫到如此地步。對於婚姻、家庭、兒女，他又能做些什麼呢？
      抗戰時避難於江津山村，獨秀先生偏安一隅，其實他並未置身世外，仍關注着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憂國憂民，夜以繼日，筆耕不綴。正如他入川後一首詩中所說：“除卻文章無嗜好”，他在不停地撰寫政論的同時，沒有捨棄研究文字語言學。為了讓後代子孫打下良好的文字知識基礎，可以說用心良苦，《小學識字教本》就是見證，一個獨秀先生晚年沒有忽視的主題。除此之外，獨秀先生在江津還多次舉辦演講會，宣傳抗戰的意義，激發民眾的愛國之心。這正是“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中國書生意氣與情操，只可惜如今已經式微，成為了空谷足音。
      在實地尋訪中，我瞭解到了一則軼聞，迄今尚未見諸公開發表的文字。據村裏的老鄉親後人口述，當年因為生活困頓，少妻潘蘭珍還在居所的院子邊上開墾了一塊地，種上各類時鮮蔬菜，以解囊中羞澀之虞。獨秀先生本是個書生，從未種過地，看着妻子潘蘭珍如此勞累，翻地鬆土、播種下肥，裏裏外外操持家務，他便要去幫點小忙。因此，村民們常常看到獨秀先生一大清早就走出了石牆院大門，身挎竹籃，手拿竹夾子在鄉間羊腸小徑上踽踽獨行，拾撿牛糞，用於家中肥田種地。聽之聞之，讓我頓生敬意，感到了一位飽經風霜的讀書人，晚年走麥城，歸隱鄉間，在大徹大悟之後，是用怎樣的一種淡泊心態，呼吸自由空氣，調劑心中塊壘，寄情山水，默默地表達他對時局的關切與感慨！

      建安風骨，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士者
      晚年避難江津，陳獨秀沒有了生活來源，靠賣文為生。他是知名的語言文字研究學者，又寫得一手好字。但是，時值抗戰時期，物價飛漲。這種潤筆之費顯然難以為繼。於是，各色人等都向陳獨秀伸出援助之手。當時，適逢陳獨秀南京出獄不久，中共理論刊物《解放》曾發表時評《陳獨秀到何處去》，歡迎他回到“革命行伍”中來。其實，陳獨秀本想回到共產黨內，但在延安的王明、康生罵他是“漢奸”，並誣蔑他拿人“津貼”，個性耿介的獨秀先生感到徹底失望，遂最終沒有回到黨內。1938年3月他致信《新華日報》，以公開信作答，表明其清白心志。此後，董必武、周恩來曾多次請陳獨秀去延安，陳獨秀說出了一番心裏話的：“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黨中央裏沒有可靠的人了，他們開會，我怎麼辦呢？我不能被人牽着鼻子走”。至此，一代人傑陳獨秀與中共的關係永遠畫上了句號。
      其實，那年那月，蔣介石和國民黨政要均對知識份子頗為禮讓與敬重，已成民國傳統，對陳獨秀也是多加關照。比如，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朱家驊先生代表民國政府曾資助陳獨秀5000元大洋，被其拒之。此後，朱家驊又托張國燾將錢匯去，陳亦原款奉還。不得已，又託付學生張國燾、學者鄭學稼等人轉寄，陳獨秀再次照退不誤，他還曾致函鄭學稼先生說：“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他還在信中特地囑咐：“請國燾以後不要多事。”張國燾對此亦悻悻然：“仲甫先生總是如此。”由此可見，當時陳獨秀儘管墮入社會底層，卻依然堅守傳統讀書人的士者氣節，這種政府饋贈，雖說是雪中送炭，他是最受不了的，有違他一生的信仰及為人為事原則。
      陳獨秀晚年的固定收入大致有兩個來源。一是好友薜農山讓他兼了《時事新報》主筆的虛銜，月入 160元。二是北大每月匯來的 300元。關於是北大還是北大同學會，學界曾有不同說法。不過，一般的定論，則是北大出錢，而由北大同學會操辦。畢竟，陳獨秀曾是北大教授，他的人事關係，按現在的說法，似乎一直掛在北大，直到其入獄。陳獨秀曾有書信致當年的同事、也是時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先生，催問匯款之事。蔣夢麟先生也曾在陳獨秀逝世後，在《新潮》撰文說：“陳獨秀抗戰期間住在重慶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學維持，政府也要我們維持他 ……” 事實上，當時的北大確實不僅對陳獨秀多所資助，還指派當年的學生何之瑜就近照顧。陳獨秀去世之時，他亦守候在身邊為先生送終，實在不枉師生一場。
      陳獨秀是有個性的，胡適曾建議他去美國寫自傳也被拒絕，他表示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學生的幫助；《小學識字教本》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親自寫信給陳獨秀，希望能更名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出版，誰知陳獨秀不僅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5000元稿費也退回去了；在貧困交加的最後日子裏，他寧可讓妻子潘蘭珍典當掉珍貴的皮袍度日，也決不接受蔣介石3000元的救助，原因是“那樣就毀了他一生的節氣”。
      頗有意味的是，獨秀先生臨終之前，正在著述《小學識字教本》，到5月13日，寫到“拋”字時就沒有再寫，直至撒手人寰。那時，獨秀先生的去世無聲無息，生前沒有接受過國民黨的一文一毫的資助。筆者以為這正是儒家風骨中的人性美。
      陳獨秀在四川江津縣一個靜偏的山村走完了他人生最後4年的時光。這4年是他最為苦悶、孤獨、痛苦、絕望的4年。儘管他“看破紅塵”，國民黨仍然時時派出要員請他出山為民國政府效力。“七七事變”後，陳獨秀被國民政府作為政治犯提前從南京監獄釋放。當時蔣介石就欲委任他為勞動部長， 他曾說過一番話：“蔣介石殺了我那麼多同志，還殺了我的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現在全國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陳獨秀雖然拒絕任何政治饋贈，但是朋友的資助，他還是以感激之心收納的。比如，章士釗、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羅家倫、薜農山、包惠僧、趙元任、段錫鵬、楊鵬升、鄧仲純等眾多新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