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1874年4月22日生，山東蓬萊人，北洋後期直系軍閥首領。七七事變之後，他居住在北平什錦花園，因留戀故宅未曾南下，日偽方面妄圖誘其出山，利用其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在淪陷區組織傀儡政府。
      日本軍部侵佔北平後，先後派出大特務土肥原賢二中將和大迫通貞少將，向居住在北平的吳佩孚勸降。被政治手段高超的吳佩孚一一化解。日本人拿吳佩孚沒有辦法，不過他們不死心，就把大漢奸汪精衛抬了出來，讓汪精衛做說客。
      汪精衛知道吳佩孚在日本人心中的份量，日本人一開始想爭取出山的兩位中國大人物是唐紹儀和吳佩孚。如果不是唐紹儀被軍統特務刺殺，日本人的“南唐北吳”計劃受挫，就不會有他汪某人什麼事了。雖然時勢發生巨大變化，他這個叛逃的國民黨副總裁成為了掌管傀儡政府的重要候選人，但是日本人嫌他是個文人沒有實力，堅持要“汪吳合作”，汪精衛掌管行政，吳佩孚掌管軍事。
      1939年5月22日，汪精衛給吳佩孚發來電報，先向他大肆兜售漢奸理論——“中日兩國為敵，則兩敗俱傷；為友，則共同發達。其理至明。不幸數十年來糾紛膠積，鬱積至於今日，遂敗壞決裂，一至於此。欲謀收拾，且引之入於正軌，其事誠難，然又不可以已，且舍此更無他道也。”接着大拍吳佩孚的馬屁——“公老成謀國，如有所示，極願承教。銘一得之愚，亦當作芻蕘之獻，但求有益於國，任何艱險，皆所不計。” 
      吳佩孚雖然對汪精衛極其鄙視，但“老成”的他，照樣與汪精衛“禮尚往來”，於是雙方電報不斷，互派信使，表面上彼此敬重，很是親熱，可是實際上吳佩孚只不過在說些客套話，敷衍汪精衛。6月7日，吳佩孚給汪回了一封擲地有聲的電報。電報中說：
      ……竊謂中華民國，四萬萬民眾，實為主體。民意趨歸，果以抗戰為然，則任何犧牲，均可弗計。若民皆厭戰，相戰之國，複有感於窮兵黷武之非，即宣矜恤同胞，戛然而止。……誠知民為邦本，和與戰同一為民，則應戰應和，自不能不已民意之向背為準繩也。……故自蘆溝橋變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啟導和平為事。和平要領，則以保全國土，恢復主權，為唯一之主張。……弟委質國家，誓與國家共存亡，同其命運，苟能河山無恙，自計已足……
      這封電報毫無疑義地表明了吳佩孚的態度，他沒有正面斥責汪精衛的賣國理論，卻明確表示抗戰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心聲，他作為一個愛國軍人，雖然傾向于中日和平，但是和平要以保全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為前提！
汪精衛已經碰了一鼻子灰。可是日本主子還是讓他勸降，他又不敢不聽。
      1939年6月26日，汪精衛飛到北平，邀請吳佩孚到日本華北佔領軍參謀長山下奉文的住宅會面，被吳佩孚拒絕了。汪精衛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表示希望在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的宅邸會面。這次吳佩孚照樣沒有答應。
      汪精衛派說客紛紛上門，有一次，他派了吳佩孚的心腹陳中孚上門來勸，吳佩孚把桌子一拍，大罵道：“誰跟汪精衛合作，這個人一定下賤！”嚇得陳中孚屁滾尿流，落荒而逃，很久不敢登門。
      後來，汪精衛在北平等待多日，吳佩孚就是不與他見面，汪精衛也不肯“紓尊降貴”主動上門拜會吳佩孚。雙方在禮節上拉鋸了數次，汪精衛見沒有結果，就悻悻地回南京去了。
      汪精衛又陸續派趙尊岳、陶家瑤到北平來勸駕。
      吳佩孚說，他對汪精衛離開重慶政府深表可惜。他指出，汪精衛在日本挾持之下，空言救國，實則亡國也，他絕不會與之“同惡相濟”。 

      文：張杏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