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手不釋卷，讀過大量的古書。他對古書理解之深、涉獵之廣，令人驚歎。尤為妙絕的是，他經常從古書中吸取靈感，指導現實的鬥爭。對此，他稱之為“古為今用”。
      1938年在延安鳳凰山下的窯洞裏，毛澤東送給擔任抗日軍政大學副校長的羅瑞卿兩句話：“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兩句話見於《大戴禮記》和《孔子家語》，除了這兩句話，毛澤東要羅瑞卿讀一讀《後漢書．班超傳》。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說，她父親“實際上從沒有搞懂過這句話，他根本不明白，為人處世怎麼能夠水不清，一旦清又如何做到不至清”？直到1965年12月，羅瑞卿在上海挨整，他才又想起了毛澤東送他的兩句話。
      毛澤東為什麼會讓羅瑞卿讀《後漢書．班超傳》？我們不妨讀一下該書。據傳載，西域都護班超離任，繼任的任尚前來請教：
      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收。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原來水清、至察並非指為人的清或濁，而是指對人的寬和嚴。“性嚴急”的任尚，對班超的話嗤之以鼻，結果引起西域叛亂、負罪還朝。羅瑞卿的“嚴急”怕是不亞於任尚。
      羅瑞卿當總參謀長的時候，在三座門召開一次會議。會議是研究江河漂放木排的問題，羅瑞卿走進會議室，還沒坐下，就劈頭蓋臉地批評林業部和水電部。且越說越氣，話說得很厲害，兩個部的領導一再檢討。分管的副總理譚震林坐不住了，沒等羅瑞卿把話說完，挾起皮包就走。羅跟着宣布散會，還補了一句：“看，有的人不是想走了嘛！”會議不歡而散。
      羅夫人回憶上海會議時，有這樣一段：
總理和小平一起來對瑞卿說：“主席說了，沒有這三條（指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和向黨伸手），有別的，可以檢討別的。”
      瑞卿說：“別的有什麼呀！”
      回答：“你和別人的關係不好。”
      “嚴急”如果得罪了太多的同僚，問題可就大了。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二陳事件”。
      陳泊曾是延安公安系統的破案高手。1949年10月，時任廣東省主席兼廣州市長的葉劍英，為解決亂象如麻的廣州治安，把陳泊從江西公安廳請到廣東。陳泊和陳坤（原中共在香港的情報系統負責人）一起，利用反正的敵特和當地的三教九流，組織便衣隊，偵緝、破案，使廣州治安狀況迅速好轉。葉劍英在給公安部的信中說：“廣州的潛伏敵特力量迅速得到肅清，社會治安的根本平安，與陳泊同志的領導努力是分不開的。”
      然而，二陳的做法，卻不為水至清的羅瑞卿所容。1950年召開全國偵察工作會議，陳泊在閒談中講了些廣州的事，羅瑞卿當場大罵，說二陳違犯政策亂搞，不以為恥，反以為榮。1951年，公安部拘捕了二陳，並株連了數百人。開始定為“國際間諜”，後來又改為“包庇反革命”，陳泊判刑十年，陳坤判刑八年，二人均病死獄中。直到1982年，冤案才得平反。
      二陳被捕後，葉劍英曾找羅瑞卿緩頰：“起用那些舊警察，是經過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賬算到陳泊頭上。”羅瑞卿說：“那是你的想法。”葉劍英無奈，只好在華南分局會上說：“主帥無能，累及三軍。”
陳泊的夫人呂璜，向鄧穎超遞了一份申訴材料，鄧仔細看了後，說：“這個案件看來很有情況，我要向恩來同志反映，請      他過問一下。”周恩來調閱了案件材料，還和羅瑞卿通了電話，但羅瑞卿仍不買賬，且結果是：呂璜從此不許探監。
      羅瑞卿的“嚴急”性格為自己掘下了挨整的墳墓。文：呂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