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教授又明確指出新紅學就是實証與實錄合一。筆者對胡適創立，周汝昌大力發展的新紅學的理解是：索曹雪芹之隱的索隱紅學。
      正當周汝昌在紅學界聲譽如日中天之際，1954年兩位青年學子李希凡和藍翎提出嚴厲批評，認為紅樓夢研究應著重其社會意義。
      本來作為文學批評，此說並無不可。但被政治人物利用，很快就轉變成氣勢洶洶的有我無你的鬥爭形式。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批俞〔平伯〕批胡〔適〕運動。
      結果就是俞平伯低頭認罪，他的助手王佩璋女士自殺，顧頡剛金盆洗手誓不再沾紅學，周汝昌嚇病。不知何由，偉大領袖突發善心，指令某人傳話給周汝昌，大意是：你屬人民內部矛盾，深刻檢討，划清界線便可。
      周汝昌吃了這顆定心丸，病也好了，當然少不了自已打一番嘴巴，也少不了同胡適划清界線。遠在美國的胡適得知也亳不介意，反而大讚：“周汝昌是我最有成就的徒弟。”
      過不了幾年，那位藍翎先生自已也被划成“右派”。正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李、藍之說雖為毛所喜愛，但實際上大陸紅學界大多數人內心並不以為然，虛與委蛇而已。除了俞、周、顧等人與胡適或多或少有關而謹言慎微之外，其他與胡適從無關係的吳恩裕於1954年發表《曹雪芹的生平》長文。最重要的莫過於王利器1955年發現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裡面有四首詩與雪芹有關。其中詩注有云：姓曹名霑、字夢阮、號芹溪居士，其人工詩善畫。另一詩注云：其人素性放達，好飲又善詩畫，年未五旬而卒。其中“年未五旬而卒”一句是繼敦誠詩句：〔四十年華付杳冥〕後另一說法。筆者認為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更合理。
      有人認為50年代毛澤東發動的批胡批俞運動，目的在肅清胡適在學術界的影響力而非著意《紅樓夢》的攷証方法；所以拿胡適的學生俞平伯做靶子。周汝昌雖曾請教於胡適卻不是嫡傳，所以毛對周採取明批暗保。那些無知打手枉作小人而已。
      到了60年代，為了紀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1963〕。大陸紅學界大肆搜尋曹雪芹遺跡〔故居〕，遺物和遺著等，並一直延伸到70年代末而不止。
      如所謂曹雪芹畫像、黃蠟石筆山、故居〔西郊健銳營正白旗西南角路北38號〕的題壁詩、脂硯齋之硯、風箏譜、書箱和墓石等等。其中除了書箱和墓石為部份專家認可之外，其余多屬偽造或存疑。積極從事此類搜集工作的有吳恩裕和徐恭時兩位先生，而積極從事打假的則有劉世德和陳毓羆。此四位學者可謂相反相成矣。
      公元1973-1975以“四人幫”為主体又掀起一場所謂“評紅”運動。其主要目的是為政治鬥爭服務，將《紅樓夢》硬說成政治歷史小說，強行納入所謂儒〔家〕法〔家〕鬥爭的軌道。江青更自稱“半個紅學家”，這一切後來都成為歷史笑料。
      總而言之，盡管從1949至1976中國大陸經歷了毛澤東親自發起的批胡批俞運動和四人幫主導的所謂“評紅”；但大陸真正從事紅學研究的學者實際上並未偃旗息鼓，而是或明或暗從事發掘曹雪芹更多的歷史材料。例如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証》1976年再版內容大大增加。原來是政治法律學教授的吳恩裕也加入研紅陣營，先後出版《有關曹雪芹十種》《曹雪芹佚著淺探》《曹雪芹叢攷》等著作。
      早在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從北京琉璃廠收購到三回另兩個半回《石頭記》殘卷，一直束之高閣無人過問。1974年吳恩裕偶然得知，借回家研究，懷疑是己卯本失散部份。吳恩裕遂約同馮其庸到北京圖書館借回己卯本。對照之下果然証實確是失散部份。兩人再深入研究，發現已卯本中凡“曉”字和“祥”字皆缺筆避諱。從而証實已卯本乃兩代怡親王府的藏本。為版本學立下一大功。
      另一位紅學家吳世昌教授也在暗裡經營，四人幫一倒台，吳世昌的《紅樓夢探源外編》就付印了。
      馮其庸先生的《論庚辰本》也在1978年初版。種種跡象表明，隨着毛逝世和四人幫倒台，紅學早春再次降臨神州大地。
      蟄伏已久的紅學大師周汝昌（圖）發表長篇論文《紅樓夢全璧的背後》詳細論証高鶚續書時尚未中進士，是個窮書生；程偉元經濟條件也不佳。兩人根本沒有能力排印出版《紅樓夢》這本巨著。特別是在相隔不到一年的時間由程甲本改版再印程乙本。周氏收集大量歷史資料，指出幕後大老闆就是和珅。目的是要弄一本合皇上口味的《紅樓夢》，以便呈上乾隆皇帝。
      與此同時馮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攷》出版了，該書在1997年擴編為五十六萬字，插圖六十三幅的增訂本。公元1998年出版《石頭記脂本研究》，2005年馮先生又出版了他另一名著《敝帚集》，從此確立了馮其庸先生在紅學界的崇高地位。
      復旦大學陳維昭教授在其巨著《紅學通史》裡指出：……於是歷史便出現如下怪圈：那場空前規模對胡适紅學模式大批判的直接結果，卻是將本來並未在紅學領域佔絕對統治地位的胡适學派批成一個聲名顯赫的新紅學派。不但使胡適的紅學模式得到更鞏固的确認，而且使整個紅學研究實現了向胡適体系的全面回歸。
      筆者認為：歷史對毛澤東和四人幫開了個大玩笑，胡適的紅學派竟然越批越香！
      公元1980年6月，國際首屆《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舉行。威大校長IrvingShain為大會主席，周策縱教授致開幕詞，中方代表原定周汝昌馮其庸和吳恩裕三人，其中吳恩裕不幸於1979年底亡故，由陳毓羆先生補上。美方代表還有哈佛大學的Hanan、耶魯大學的余英時教授、加拿大代表為葉嘉瑩教授、英國代表霍克斯、日本伊藤漱平、香港中文大學宋淇“因病未到”、台大潘重規教授等等。首次實現了紅學的國際交流。同年，中國首屆《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在哈爾濱舉行，會上決定同時成立《中國紅學會》。此後各式各樣的紅學研究如雨後春筍，光怪陸離，無奇不有。有人憂心、有人鼓舞。
      上世紀90年代，紅學界出了一件大事。以貴州師範大學歐陽健為首的一批學者質疑胡適紅學賴以支撐的幾個脂本系統〔甲戌本、已卯本、和庚辰本等〕與及敦誠的《四松堂集》、裕瑞的《棗窗閑筆》、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明義的《題紅詩》等大批史料的真實性。說成是民國後一些滿族遺民為迎合胡適口味而偽造或改造。歐陽健甚至直指甲戌本的收藏者劉銓福化名脂硯齋偽造脂批。歐陽健並非不學無術之輩而是一位研究過許多古典小說的版本專家。提出的疑問貌似有理，追隨者亦大有人。一時黑雲壓城城欲摧！例如：脂批有“造化主”一詞，歐陽認為是西方教會傳入，不可能是乾隆年代的用詞。但有人查出早在公元397-439年北涼時期佛經就有造化主一詞。還有俄國聖彼得堡博物館收藏有一本俄國漢學家從清、嘉慶年間帶回俄國屬脂本系統的《紅樓夢》。如果脂本是民國後偽造，誰有五鬼搬運法把它搬到俄羅斯博物館去？經馮其庸等紅學家一一馭拆，喧囂一時的XX派才漸漸消聲匿跡。
      前文已提及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神州大地文壇解凍，紅學〔主要是曹學〕迅猛復甦並發展。起初是一批久負盛名的老學者如周汝昌、馮其庸等發表有份量的論文或著述；但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特別是2000年以後，許多紅學研究者紛紛出版各自專論。其中大名鼎鼎的周汝昌先生盡管雙目近乎失明，仍在其女周倫玲協助下，出版約三四十種紅學專著，其他如周紹良的《紅樓論集》、蔡義江的《追蹤石頭》、國外如周策縱的《紅樓夢案》、張愛玲〔已故〕的《紅樓夢魘》、高陽的《紅樓一家言》等各式各樣的說法和研究如雨後春筍令人眼花瞭亂。其中聲勢最大的莫過於劉心武的“秦學”和《劉心武揭祕紅樓夢》系列。其次為霍國玲姊弟的《紅樓解夢》系列。劉心武為著名作家，霍國玲亦非等閑之輩。此外尚有陳林的《破譯紅樓時間密碼》、苗懷明的《風起紅樓》、徐君慧的《紅樓夢揭隱》、丁維忠的《紅樓探佚》、李俊的《紅樓夢感悟》、李均惠的《紅樓夢之謎》、方瑞的《紅樓實夢》等等，數量甚多不能盡列。筆者尊重各人見解，一律不加評論。世事如大浪淘沙，物競天擇，適者留存。
      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
      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作者﹕梁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