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256號三叉戟飛機外逃，是以行動說明他“叛黨叛國，自取滅亡”，而當時的中共中央並沒有掌握他想發動“反革命政變”的任何證據。
      對林彪事件的清查，是逐步深入的，又是以空軍為重點迅速展開的。按照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和政治局的分工，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負責空軍的清查工作。
      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周宇馳等乘坐的直升飛機被迫降後，周宇馳、于新野自殺身亡，只有李偉信假裝自殺活了下來。13日中午，李德生、紀登奎立即對李偉信突擊訊問，進一步證實他們是憑據林彪“手令”動用的直升飛機。
      李德生追問：“林彪‘手令’哪裏去了?”
      李偉信慌張地說：“我是負責保管箱子的，那個‘手令’一直由周宇馳收藏，確實不在我手裏。”
      押送李偉信的北京衛戍區官員向李德生報告說：“直升飛機迫降後，我們已經組織民兵包圍了現場，散落在田野裏的所有物品，都已收攏起來。”李德生說：“那些都很重要，你們還要注意單張的，或者已經被撕成碎片的字紙。你們要重新到現場，把散落在田間的所有片紙隻字都仔細收集齊，哪怕是一塊小紙片也不能少。”
      於是，北京衛戍區組織民兵在現場進行拉網式的尋找，把散落在田野裏的碎紙片統統收集起來，全部上繳。民兵們分工負責，一小塊一小塊地“過篩子”，陸續把散落在地表的、踩到土裏的，大大小小幾十塊碎紙片，收集起來，經過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上繳到周恩來那裏。
      林彪調用直升機的手令，已經被撕成六七十塊碎片。9月17日，周恩來約李德生、紀登奎（副總理）、吳忠等一起，周恩來端着放大鏡一小張一小張地拼對，逐漸發現，“手令”分別是兩張十六開的白紙，上面有紅鉛筆寫的字。一張上寫着“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林彪，九月八日”。另一張是：“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同志面洽。敬禮。林彪”
      這兩個“手令”起到什麼作用呢?李德生通過多次訊問收審人員和學習班人員，逐步弄清了詳細情況：
      第一張“手令”在林彪政變活動中至少用過四次：第一次是9月8日晚，林立果、周宇馳向江騰蛟布置在上海或滬寧線上謀害毛澤東，出示了這一“手令”；第二次是在空軍學院向王飛出示；第三次是9月11日晚，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向魯布置謀害毛澤東，再次出示了這一“手令”；第四次是9月13日凌晨3時15分，黨中央已經下了禁空令，周宇馳還是靠這個“手令”，騙取了直升飛機。
      第二張“手令”，即寫給黃永勝的，從王飛手裏兩進兩出。
      林彪這個“手令”第一次交給王飛是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馳確定在南方謀害毛澤東，當時就把林彪給黃永勝的“手令”交給王飛，讓王飛充當林立果同黃永勝之間的聯繫人。可是，11日夜，林彪、葉群得知毛澤東離開上海後。下令“解除任務”。於是12日上午，林立果派劉沛豐把林彪給黃永勝的“手令”從王飛手裏收了回去。
      第二次是12日晚，林立果、周宇馳布置王飛組織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由于新野再次把林彪給黃永勝的“手令”交給王飛，以便向黃永勝出示，安排黃、吳、李、邱13日凌晨乘飛機南逃。12日夜，周宇馳接到林立果的電話。說是去廣州的計劃肯定不行了，這一“手令”又由王飛交回到于新野手裏，于新野交給周宇馳，帶上了直升飛機。
      繳獲的這兩份“手令”，成為林彪搞“反革命政變”的鐵證。
      文：王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