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也有敵後游擊戰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因為種種原因，大陸方面，在80年代之前，極少提到國民政府在敵後戰場上的作為；國民政府去台後，也因為一些特殊原因，更多的是在強調正面戰場。但國民政府自全面抗戰伊始，即高度重視建設敵後抗日根據地和開展敵後游擊戰，則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國民政府軍政高層很早就注意到了敵後游擊戰對整個抗戰勝利的重要性。1937年11月7日，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如此表述他對敵後游擊戰和整個抗日持久戰之間關係的看法：“保存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耗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兩相比較，當以前者為重也。此時，各戰區應發動游擊戰，使敵於佔領地區疲於奔命也。”
      在1937年冬的武漢軍事會議上，國民政府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建議，抗日的基本戰略：“應採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游擊，擴大面的佔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於點線之佔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面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之效。”據白崇禧晚年回憶，該建議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
      稍後，在1938年冬的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了新的抗戰策略：“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方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方。”國民政府軍委會隨後在《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也將敵後游擊戰提高到非常關鍵的程度，該方針要求全國抗日力量“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游擊部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襲擾，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次年，國民政府軍隊即變更了戰鬥系列，1/3用於正面戰場，1/3進入敵後開展游擊戰，1/3在後方整訓。敵後游擊戰正式成為國民政府抗日整體策略的重心。
      1938年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召開後，國民政府滯留在敵後的兵力已有近三十個師；主要活動在華北的豫北、冀南、冀中，山西的太行山和冀察等地；華東的魯西北、魯南的泰沂山區，蘇北和蘇浙贛交界靠近交通線的山區。
      國民政府軍隊的敵後抗戰，取得了相當重大的戰果。在第一戰區，張蔭梧所統率的河北民軍，在1938年春，曾深入冀中，在安國、博野一帶游擊，擊敗了日軍一個聯隊，被白崇禧贊為奇跡。冀西游擊司令孫殿英，屢次向邯鄲、磁縣游擊，一度深入磁縣附近機場，毀壞日機多架。太原失陷後，衛立煌部退入晉東南山地，建立起以中條山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該根據地曾連續13次抵禦住了日軍的重兵圍攻掃蕩。
      在第二戰區，閻錫山將整個山西重新劃分為了七個游擊區。徐州會戰之際，第二戰區為配合正面抗戰，在閻錫山指揮下，用二十萬游擊部隊牽制了日軍約四個師團的兵力，並使平漢路方面的日軍始終未能越過黃河，對徐州會戰及爾後的武漢會戰出力甚大。
      在第三戰區，武漢會戰時，該戰區向皖南長江沿岸派游擊部隊，襲擊日軍運輸船隻及軍艦。日軍佔領武漢後，第三戰區為截斷日軍長江運輸線，於1940年4月，第32集團軍第147師組成若干游擊支隊，潛往皖南日軍的重要據點，並在長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襲擊敵艦及運輸船只，還奇襲馬當要塞，全殲磯田守備隊一部，焚毀日軍司令部與彈藥庫後安全撤出。此次襲擊，迫使日軍增派一個師團的兵力守備長江交通線，其牽制效果相當明顯。國軍的敵後抗戰行動功勳卓著，在中國抗戰史上應該濃墨重彩，大書特書。
      文：姚方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