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3日，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投奔國民黨。不久，他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從事反共活動。
      蔣介石和軍統局長戴笠原指望利用張國燾這個“帶頭羊”，對中共進行大規模的策反工作，但張國燾到軍統後的工作令他們大為失望。1940年底，蔣介石安排張國燾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6年3月，張國燾通過同鄉推薦，當上了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和江西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張國燾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擠。不久，張國燾不得不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張國燾在上海閒居了將近兩年。在這兩年中，中國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46年6月，國共全面內戰後，經過1年的作戰，中共軍隊轉入了戰略進攻。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內也興起了廣泛的學生運動和人民運動，形成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張國燾籌集了約一百二十兩黃金的經費，在上海施高德路辦起了一個創進周刊社，出版《創進》周刊。這個周刊社的成員是臨時湊起來的，總編輯是鄭學稼。
《創進》在發刊詞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現，標榜自己是講“老實話”的，但在實際上，它不過是為國民黨捧場和進行反共宣傳的工具。
      面對國民政府的經濟、政治、軍事危機，《創進》周刊發表文章，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出來挽救危機。在一篇題為《門神救國論》的文章中，把蔣介石與共軍較量比做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農民政權，鼓吹：“只要有一個像曾國藩那樣氣魄與做法的人，出面號召，決定可以完成救國使命的。”文章甚至說：誰能充當“現代的曾國藩”，“誰就是現代中國的救世主”。文章把希望寄託在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身上，吹捧說：“近來蔣經國在上海執行新經濟政策，有聲有色，人人喝彩。”“現實環境正需要這類人，才能有所作為。”蔣經國對於“戡亂建國大業，已然可以勝任愉快的”。
      《創進》周刊發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國危機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歸罪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大量的攻擊。文章誣衊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更不惜以百姓為芻狗”，“二十年來的悠長歲月之中，共黨浸沉於殘殺破壞擾亂之中”，“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
      《創進》周刊的文章還說，“中國共產黨無論標尚何種理想目的，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則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於俄國人向東亞的發展，大有害於中國民族的獨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擾亂社會底秩序，嚴重地戕害國民經濟生活。”
      在對中國共產黨竭盡誣衊之後，《創進》周刊的文章叫嚷：“根據這些理由，共黨的暴亂是必須遏止的”，必須“戡亂”。當解放軍與國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時候，《創進》周刊仍在吹噓國軍，說：“中共軍事力量雖日在進展中，但中共若想進行一次嚴重的陣地戰，政府還是能夠抵擋，而且還是能夠勝利的。不管政府軍隊中有何種的弱點，但它至今尚未最終失去這個能力。”
      但是，戰局的發展卻不像《創進》周刊的文章所說的那樣，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解放軍基本上消滅了國軍主力，國民政府的統治大勢已去。在這種形勢下，國民政府的許多高級官員紛紛逃往台灣。
      張國燾要求到台灣山青水秀的地方當農民，被蔣介石拒絕，最後他去了香港。
      文：邢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