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軍事生涯當中，中共高級將領之間積累了不少個人恩怨，其中彭德懷和劉伯承在解放後仍然放不下心結。圖為八路軍將領群雕，左起：徐向前、林彪、葉劍英、朱德、彭德懷、鄧小平、劉伯承、聶榮臻、賀龍、羅榮桓、左權。
同是中國革命的一代元戎、偉大的軍事家，彭德懷與劉伯承兩位開國元帥，他們在兵法謀略上的大智大勇，在革命生涯中的豐功偉績很有相似之處。然而由於各自的秉性、文化素養、處世風格不同，在錯縱複雜的戰爭年代，他倆在若干問題上產生分歧，釀成誤會，以致于形成糾葛。這種誤會和糾葛，隨着形勢的發展變化，又或多或少地帶入彼此的工作中，甚至使兩位老帥產生衝突。同是“軍界元宿，塞上長城”，彭德懷與劉伯承之間究竟有什麼誤會，又有什麼樣的是是非非呢？
彭德懷與劉伯承之間的鮮為人知的誤會，源自於1933年2月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
劉伯承是1931年12月上旬進入中央蘇區的。這位正值不惑之年、曾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三年的“留洋科班生”，由於資歷甚老，參加過辛亥革命、護法戰爭和北伐戰爭，參與發動、領導了瀘州、順慶起義，1927年8月又指揮過南昌兵變，因此有着“黨內吳孫”之美譽。1930年10月從蘇聯學成歸國後，他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到達中央蘇區後，始任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1932年5月兼任瑞金衛戍司令員。在同年10月上旬的“寧都會議”上，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毛澤東，被撤銷職務後從前線返回。在毛澤東失去軍權的時候，劉伯承升任中革軍委參謀長、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周恩來和中革軍委主席朱德，指揮紅軍應對即將到來的第四次反“圍剿”。
劉伯承升職的1個多月後，在上海無法立足的臨時中央機關，由博古帶領遷到了中央蘇區。博古等人甫抵瑞金，就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局，攬過了對中央蘇區的領導大權。博古等人自知缺乏軍事才幹，對指揮打仗一竅不通，因此很需要劉伯承這樣喝過蘇聯墨水的軍事科班生擔當大任。臨時中央對劉伯承的器重，實際上把他作為軍事上洋派的代表人物推到了“土洋之爭”的風口浪尖。
這時候的劉伯承，懷着一種提高紅軍戰略戰術水準的良苦用心，先後在中革軍委機關報《紅星》、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中共中央局機關刊物《戰鬥》等報刊上，發表了一些針對毛澤東、彭德懷、林彪等人“遊擊主義”的理論文章，批評這是“一種狹隘守舊的經驗主義戰術”，“一種有害於反‘圍剿’革命戰爭的右的傾向”，指斥這種戰術的最大害處就在於不能打正規戰，不能實行大兵團集群作戰。
彭德懷、林彪等人在讀到了這些文章後，以他們自井岡山以來追隨毛澤東、朱德對遊擊戰爭的深刻領會，對劉伯承這種偏頗的認識很有看法，認為在這種時候打正規戰完全脫離了紅軍的實際。性情耿直的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深為不滿，語調生硬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打下去，與國民黨硬對硬地拼，紅軍這點老本就要輸光了，我們在中央蘇區摸索了5年，真是卵子都摸熟了，就他劉伯承行，那是口裡說話牙齒不痛。”
林彪也傾吐出心中的不快：“遊擊戰有什麼不好！紅軍就是靠遊擊戰起家的，從井岡山打到中央蘇區，我們就靠這個拿手好戲。現在好了，要打正規戰，拿什麼與人家相比？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應該說，兩位紅一方面軍的主將說的都是真心話，因為他們從戰爭的實踐中領悟到了遊擊戰的真諦，因而對劉伯承的文章大為反感。這件事使他倆對劉伯承形成了先入為主的不佳印象。
接下來是反“圍剿”戰爭的進行，發生了紅三軍團攻打南豐受挫的戰事，使彭德懷更是視劉伯承為洋派教條主義的前臺人物。
這時期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名義上是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三人組成的前方局指揮，但博古等人一來就改變原定的作戰計劃，提出紅軍渡過贛江首先攻取南城、黎川、廣昌，然後再攻南豐，並要求“前方同志必須站在一致的路線上，絕對地執行這一戰略計劃”。周恩來等人經過了認真的分析，很不贊同這種戰略，幾次電告博古，反對攻打南城、南豐。而博古和項英、任弼時等後方局成員根本聽不進去，於1933年2月4日語氣嚴厲地電告周恩來等：“此計劃經中央局全體通過，請立即討論並電告執行的具體部署。”在這種情形下，前方局只得於2月7日作出攻打南豐的部署。周恩來憤慨地與朱、王聯名再次電告臨時中央，表達自己的心情：“應該給前方局以機斷余地和應有的職權。”
擔任主攻南豐的是紅三軍團。彭德懷在接到命令後大為震驚，在電話中對周恩來抱怨說：“哪個出的鬼主意嘛？這南豐城易守難攻，我們才這麼一點窮家底，打得下來麼？”
周恩來也有難言之苦，只能相勸：“彭軍團長，這是中央的決定，命令都下達了，還是打吧。”
“打吧，不把三軍團打光他們是不甘心的！”彭德懷怒氣衝衝地放下了電話。
果然不出所料。2月12日傍晚，紅三軍團向南豐城發起攻擊，守敵憑借堅固工事猛烈反擊。紅三軍團激戰大半夜，城外的敵堡摧毀尚不及一半，就傷亡了400多人，犧牲三師師長彭敖和兩個團長，紅軍的進攻完全被敵人的火力所壓制。
彭德懷接到報告，心如刀割，一夜就折損了400多官兵，這可是紅三軍團經受不起的重創呀！他跺着腳罵道：“照這樣打下去，我們三軍團的老本都要打光了！麼子正規戰、攻堅戰，全是劉伯承在瞎指揮！由着他這樣搞下去，我們打得個鬼贏？！趕快給我撤！”
周恩來等人瞭解到戰訊，也是心痛不已。更為嚴重的是：增援之敵已紛紛出動，企圖從三面合圍攻城的紅三軍團。面對攻城紅軍有被內外夾擊的危險，前方局當機立斷，不待請示臨時中央和後方局，就傳令紅三軍撤出南豐戰場。
其實彭德懷並不知道，劉伯承也是不贊同強攻南豐的。他認真研究過周恩來於1月21日發給後方局“我們不主張立即過河攻取二南”的電報，認為前方局是有發言權的，應當聽取他們的意見。當夜，他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時、項英講了，但他們聽不進去。不過，彭德懷對此毫無所知。
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由於關鍵時刻周恩來等人拿出無畏的勇氣，毅然作出一系列調整，指揮紅軍開展靈活的遊擊戰，最終取得了殲敵3萬、俘敵逾萬的重大勝利。彭德懷不明劉伯承反對強攻南豐的真相，因而把這一錯誤的戰略指揮，算在了劉伯承的頭上。
事情還不那麼簡單。戰後，彭德懷對劉伯承批評“遊擊主義”大為不滿的這些話，傳到了劉的耳裡，這位總參謀長並不怎麼生氣，卻也說了一句：“紅軍本來就存在着遊擊主義的現象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這有什麼不好的？”不料這樣的話又被傳播者傳走了樣，容易急躁致怒的彭德懷聽了以後，自然在心裡增加了幾分惱怒。
彭德懷在軍事理念上把劉伯承看成是洋派教條主義的幹將，的確是一種不明就裡的誤解。事實上，劉伯承進入紅軍作戰指揮的核心圈之後，當初發表針對“遊擊主義”的批評文章，其心地和動機是希望紅軍能夠提高戰略戰術水準，因為他基於自己的軍事閱歷，一貫重視部隊正規戰的戰略戰術素養的提高，以適應反“圍剿”戰爭的需要。然而，攻打南豐受挫和第四次反“圍剿”的最終獲勝等鐵的事實，讓他認識了過去對遊擊戰的看法有所偏頗，承認中央蘇區之所以接連四次打破敵人從10萬到40萬兵力的“圍剿”，完全來自於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和靈活多變的遊擊戰術，不然的話，中央蘇區早就不復存在了。
他的反躬自省是真誠的，因此思想上的轉變也是真切的。所以，在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李德來到中央蘇區成為主宰蘇區軍事指揮的“太上皇”期間，劉伯承對其大打正規戰、攻堅戰的一套持反對態度，只要有機會，就主張把遊擊戰術的經驗運用到作戰中，力求避免與敵人打消耗戰。
1934年5月10日，他在《戰鬥》雜誌上發表了《現在遊擊戰要解答的問題》一文，呼籲般地提出繼續用“誘敵深入”的戰略與敵人戰鬥。
9月10日，他又撰寫了《到敵後展開遊擊戰爭的幾個教訓》一文，以更深的認識闡述了紅軍堅持遊擊戰爭的重要性。劉伯承對李德根本不懂中國紅軍特點和蘇區戰爭規律，只會“圖上作業”的瞎指揮非常反感，在職權範圍內屢屢糾正李德的錯誤部署，以致于洋顧問對他非常惱火，甚至當眾譏笑他，說他還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材生，還是紅軍的總參謀長，水準還不如一個普通參謀！事後不久，臨時中央又免掉了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降為紅五軍團參謀長。
遺憾的是，由於一直處於緊張的戰事之中，劉伯承沒能主動找彭德懷交流看法，解釋前嫌，性格倔強的彭德懷也未能尋機與劉伯承溝通思想，消除隔閡。
隨着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中國的政局發生了重大轉折。為抗擊外敵入侵，拯救民族危亡，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合作抗日。中國共產黨承諾取消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名義，將部隊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接受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領導。
在這場歷史的嬗變中，與在中央蘇區相比，彭德懷與劉伯承的職務發生了一次置換：彭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則是一二九師師長，昔日的上下級關係顛倒着變化了一下。
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時期，彭德懷、劉伯承在各自的領導崗位上，為着民族抗日救亡的事業，竭盡了全部的忠誠和智勇。一個作為副帥統攬全域於內，一個作為主將領兵作戰于外，相互間的服從與配合基本上是默契而融洽的。彭德懷曾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視察工作，傳達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指示與對敵軍事部署。
1943年9月間，彭德懷與劉伯承奉命從前線返回延安參加中央第二期整風運動，兩人曾在山西太谷縣的一個秘密交通站相遇，爾後由八路軍同蒲支隊一個連護送，夜間通過日軍的封鎖線，一路上曉宿夜行，在和諧的氣氛中相處了八九天。美中不足的是，由於個性上的殊異———一個有着含而不露的儒雅之氣，另一個是耿介剛烈有余而恭謙禮讓不足，兩人沒有坐下來推心置腹地好好溝通，錯過了相互消除隔閡的最佳時機。
又一次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歧見，出現在兩位八路軍主將之間。事情是由劉伯承的一個報告引發的。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進行高幹整風運動，按地方和軍隊系統召開會議，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頭一天由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題為“學習和時局”的報告，翌日召開晉冀魯豫區的軍隊高級幹部座談會。4月30日上午，由劉伯承代表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作工作報告，對晉冀魯豫七年來抗戰加以全面總結。
劉伯承的報告涉及到許多方面，其中一個敏感而引人注意的問題，是早在一、二年前就在黨內軍內引起爭議的百團大戰問題。
百團大戰，是1940年8月至12月，由彭德懷策劃並一手指揮的一個區域與時間跨度很大的戰役。八路軍出動105個團40萬兵力，在廣大民眾的配合下，經過連續3個月的艱苦作戰，殲滅日偽4.3萬余人，拔除敵方大據點近300個，破壞了正太、平漢、同蒲等公路、鐵路交通線，打破了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囚籠政策”，拖住了日軍向西北、西南進攻的後腿，有力地遏制了投降妥協的逆流，堅定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決心。
劉伯承在報告中肯定了百團大戰的功績，但也毫不隱諱地指出了其中的缺點。這些缺點除了戰役發生後一兩年相應暴露出來的問題，如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實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瘋狂報復，事實上幫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忙，對日軍進攻方向作了錯誤估計而過早發動戰役等等，還提到了指揮上的失誤問題，包括沒有發揮游擊戰與正規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
百團大戰期間，一二九師為正面作戰的八路軍主力，擔負着收復榆社、遼縣，破擊白晉公路、正太鐵路等艱巨任務，與其他部隊相比，兵力損失較大，而且有的傷亡是可以避免的。具體地說就是由於彭德懷一次橫蠻指揮造成了一二九師不必要的損失。
那是1940年10月30日，一二九師的6個團在彭德懷嚴令下彙集蟠龍鎮關家堖，圍殲日寇岡崎大隊。該敵竄至黎城的黃崖洞山谷時，部分破壞了八路軍兵工廠，令彭德懷怒火中燒，決定下狠心全殲這支惡敵。扼守關家堖的600余日軍火力極其猛烈，壓制了一二九師部隊的多次進攻。彭德懷憤怒不已，下令再次強攻。劉伯承急了，在電話裡說：“彭總，不能這樣打，這種攻堅太不值了，到了晚上再收拾他們。”彭德懷在電話的另一端則喊道：“不能等，一定要現在拿下來！”劉伯承來火了：“你這是賭氣，蠻幹！”彭德懷聽了也咆哮起來：“拿不下關家堖，我撤你一二九師的番號！”說罷扔下了電話筒。劉伯承這時也非常氣憤，淚水都溢出來了：“這個彭德懷，真拿他沒有辦法。”在彭德懷的指揮所，左權嚴肅批評了副總司令。彭德懷後悔不已地說：“打完了仗，我向他請罪去！”
一二九師部隊反復進行了十幾次衝擊，以不小的傷亡攻克了關家堖，基本殲滅日寇岡崎大隊，但傷亡也超出了日寇數量。戰火硝煙尚未散盡，彭德懷見到劉伯承時，握着他的雙手滿懷歉疚地說：“伯承兄，小弟向你賠罪了。”劉伯承語言有些顫抖地說：“彭總，別這樣說……”
戰後，儘管劉伯承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但一二九師的官兵對彭德懷意見很大。
劉伯承報告中對百團大戰的批評，並不是針對彭德懷的，是對整個晉冀魯豫抗戰工作的總結。而且，劉對這些問題結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評。但是，令劉伯承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報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劉伯承在報告中提及百團大戰，具有兩個方面的特殊意義。一是這是黨內軍內在正規的場合首次對百團大戰作出的批評性評論。對於百團大戰，當初幾乎所有人都唱過讚歌，毛澤東也曾作了喝采，並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給彭德懷發過電報：“百團大戰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由百團大戰引起的後續問題相繼暴露出來，因而在黨內軍內形成了頗大的爭議，但這些爭議都是非正式場合的。
劉伯承的報告則是首次在會議上對百團大戰提出意見，其評價的性質當然有所不同。二是劉在報告中提到的遊擊戰與運動戰結合不夠的問題，很快地引起了中共主要領導特別是毛澤東的共鳴。
抗戰初期，毛澤東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遊擊戰，而彭德懷在這種轉型時期對遊擊戰的概念把握得不太準確，對王明提出的“運動戰為主的戰略”沒有加以反對，毛澤東對此是有看法的。因此，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於彭在遊擊戰問題上以及百團大戰的批評，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
百團大戰的爭論給彭德懷帶來了很大的政治麻煩。1945年2月至7月，即中央“七大”召開前後，在延安斷斷續續召開了為時43天的“華北工作座談會”。會議原本是為了總結華北敵後抗戰工作，但由於康生的發難，加之受到中共整風運動中“左”的因素的影響，轉變為一邊倒的對彭德懷的批判會。會議將批彭的鋒鏑指向“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將彭德懷傳達過王明的講話批評為執行王明路線，將彭的工作失誤批成錯誤路線，將彭與毛澤東工作上的不同意見批為鬧獨立，等等，甚至一度出現否認一切的極不正常現象，連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也成了“帶着入股思想投機革命”，“彭得華”的名字，被“上綱”為包含着政治上的狼子野心。百團大戰更成為批評的焦點。到這個時期，對於大戰的批評完全脫離了當時的環境，而是根據後來變化、發展了的情況，以苛求的態度作出難以服人的攻擊。如“百團大戰是背着黨中央、毛主席打的”、“大戰的動機不純，意在樹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指揮魯莽、蠻幹”等，有的還扣上嚇人的帽子。
歷史上的不少事情，往往需要經過後來時局的發展，才能看得比較真切。華北座談會在百團大戰問題上對彭德懷的批評是有失公道的。華北座談會雖然對批評彭德懷的那些東西沒有作出正式結論，但這次會議對彭德懷後來的政治生涯起着重要的潛在影響，為彭德懷後來的政治罹難播下了種子。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個戰役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的一大罪狀。
百團大戰曾經為華北的抗戰局面作出過不可否認的貢獻，到頭來卻被批得一錢不值，還被扣上了無法接受的帽子，性格耿直的彭德懷當然想不通。因為對百團大戰的批評最初是由劉伯承在公開場合提出來的，儘管以後那些越來越走樣的東西並非劉伯承所講，但彭德懷對劉的不滿是可想而知的。
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不能說成是突如其來的。自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雪夫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後，中共中央大為警覺。《人民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毛澤東也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反對教條主義。”同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告誡全黨：“要克服實際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
無須隱諱，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學習蘇聯問題上我們確實發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先是學習蘇聯的“一邊倒”，各行各業都聘請蘇聯顧問，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軍隊方面更是以學習蘇軍經驗為主。1957年後，又出現排斥蘇聯“一邊倒”，把照搬蘇聯一套的情況統統斥之為教條主義。軍事工作和軍隊建設在歷史上向來與蘇聯有着特殊的淵源，因此正在南京軍事學院辦學的劉伯承，被推到了反教條主義鬥爭的風口浪尖。
1950年7月，被毛澤東贊為“生不願稱王，死不願封萬戶候，共產黨人楷模”的劉伯承，辭去西南軍區司令員、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之職，來到石頭城創辦南京軍事學院。6年多的嘔心瀝血，一所“東方的伏龍芝、西方的西點軍校”，由劉伯承打造得頗具規模。在“全盤蘇化”的歷史條件下，南京軍事學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許多蘇聯軍事人員任教官，連課程設置和教學訓練都按照蘇聯的一套。反教條主義之風一刮，南京軍事學院就不平靜了。有人寫信到國防部、中央軍委，反映6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太緊張，“三堂會審”式的考試太嚴格，有3名中將銜的學員因為讀書嘴都念歪了。有的信點了劉伯承的名，說他用“修正主義”的一套摧殘戰功卓著的年輕將領，軍校中有下級給上級擦皮鞋的現象。
南京軍事學院的情況，引起了中央軍委的重視。國防部長彭德懷與毛澤東作了長談，在取得了毛的同意後，於1957年2月親自率領包括二名大將、三名上將在內的12人工作組，進駐學院調研。作為當年工作組成員之一，中將張震在後來的回憶中談到了調研的情形。他與賈若愚為一個小組，經過一段時間的走訪調查，對學院的嚴格課業制度得出了這樣的看法：教學抓得緊，學習上有壓力是正常的，有壓力才有動力，這與教條主義挨不上邊。
他們與三個念歪了嘴的中將學員之一肖文玖作了交談，肖說他在讀課本時把嘴念歪，是學習上不得法，與教條主義沒有關係，劉院長希望學員成材，對每個學員都很好，不存在領導方法的問題。
然而，國防部工作組最後得出的結論，與張震、賈若愚的看法大相徑庭。
由彭德懷簽字的結論報告，是這樣寫的：“在教學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從學院方來說，在成立6年多之後，對於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特別是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習5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使党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後於客觀實際了。”
顯然，彭德懷對軍事學院教學的評價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這一報告在中央軍委由秘書長黃克誠組織討論，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參加了。蕭克不同意報告的結論，認為把南京軍事學院冠以“教條主義大本營”不合適。
然而，蕭克的意見不但沒有起到一點撥正效果，還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因為此時的訓練總監部，在彭德懷眼裡已是問題成堆，已經傳出了一種論調，說“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司令部”。彭德懷在一個公開場合曾一錘定音地說到過：“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南京軍事學院，司令部就在訓練總監部。”
蕭克在獲知這些情況後，對彭德懷這樣表態很不贊同，聯繫到彭對南京軍事學院的不恰當論估，就寫了一封信與彭德懷交換意見。不料這封信成了他“向彭總進攻”的罪證，被說成“挑刺挑到國防部了，挑到彭總頭上了”。
這時，劉伯承正在北戴河養病，但他敏感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三次寫信給南京軍事學院黨委，觀點鮮明地表示要重視反教條主義的思想檢查。數月之後，劉伯承致信彭德懷和毛澤東，誠懇請求辭去南京軍事學院的職務。
不久，中央軍委批准他的辭職，任命廖漢生中將接任院長，鐘期光上將任政委。
劉伯承主動攬過，引咎自責的壯舉，沒能阻止反教條主義的深入發展。1958年5月22日，在北京召開了為期兩個星期的軍委擴大會議，中心議題就是反教條主義，會議點了劉伯承、肖克、粟裕等人的名字。6月9日，黃克誠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主席對會議的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並決定擴大到師一級。6月20日，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另有列席代表438人的大會正式開始，會場移到中南海懷仁堂。彭德懷在會上作了中心講話，提出反教條主義“是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給“教條主義者”扣上了“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建軍思想和戰略方針”的帽子。
如果說彭德懷在會議上吹響了反教條主義的號角，那麼，剛在八屆五中全會進入決策中樞的黨中央副主席林彪，則以扣人心弦的講話掀起了鬥爭的高潮。他神情頗為激動地說：“有人一提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而只列為參考資料，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
與會者一聽就明白，這是指南京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是不點名的點名。
6月23日，正值會議的緊張階段，毛澤東到會，在越發莊嚴肅穆的氣氛中，作了表態性講話。毛澤東的語氣中流露出明顯的不滿：“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自己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我們自己的嘛，另外參考人家的。”
對於南京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毛澤東直接批評說：“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說到這裡，毛澤東話鋒一轉，語氣略有加重：“伯承身上的舊軍閥習氣就完全沒有了嗎？當着他的面我也要說，我看還是有的。他一到蘇區，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塊兒，軍事上完全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那一套。抗戰時期，好一點。解放戰爭初期，特別是進了大別山，也不行。辦了軍事學院，好為人師，搞起了老本行———教條主義，莫誤人子弟喲。”
作為最高統帥，毛澤東這番話的份量非同小可。彭德懷順着毛澤東的話題，板着面孔說道：“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連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教條主義可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
彭德懷所言是有所指的。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合於草地後，紅四方面軍主動將一些軍、師幹部送到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學校受訓，時任紅四方面軍30軍軍長的余天雲也在其中。余聰敏倔強，指揮打仗果敢決斷，20歲便當了軍長，深得張國燾的器重。但由於文化修養淺薄，閱歷有限，加之性情剛烈，慣於爭強好勝，對於全新的軍事知識接受不了，倘若謙虛好學也就沒事，偏在戰術問題上與班級教官爭吵，一直爭執到劉伯承那兒，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謾駡，還公然拔槍相脅。基於余天雲嚴重違紀，學校將他關了短期禁閉。不料余天雲思想上想不開，認為自己這個紅四方面最年輕最有前途的軍長折了面子，羞憤難當，竟在一次行軍時跳崖自殺。對於余天雲的死，連張國燾也認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質如此差勁，這種輕率舉動是不可遷怪別人的，也就沒有為難劉伯承。
相隔了20多年之後，彭德懷提出這樁舊事，顯然對劉伯承非常不利，難怪毛澤東也不禁附和着說：“教條主義真是害死人喲。”
毛澤東、彭德懷的講話，無疑使會議進一步升溫，鬥爭愈演愈烈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軍委擴大會議繼續進行，批判軍隊工作中的教條主義、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這時候，在外地養病的劉伯承接到軍委指示，趕回北京參加會議。由於頭天晚上思考問題徹夜未眠，在火車上又沒有合眼，到北京一檢查，已是青光眼的眼壓高達73度，不得不住進醫院，一面治療一面準備檢查材料。
此時的劉伯承，對眼前的處境十分明瞭。他心裡非常清楚，為了黨內團結，為了大局，也為了一批被劃線的同志少受牽連和少受處分，自己只有作出違心的檢討，才能與北京保持一致，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展。7月10日，66歲的劉伯承由人攙扶着走上講臺。他的檢討，既有事實求是的說明情況，也有違心的自我批判。他把所謂的“另一條軍事路線”的罪責一肩扛了下來，把自己釘在了“教條主義”的鐵板上。整個檢查中，劉伯承語調低沉，中途多次哽咽着幾不成句。
然而，那時的黨的生活已不完全正常，劉伯承想保護一批同志的良好願望被無情的事實所擊碎。這場反教條主義的鬥爭繼續如火如荼地進行，並逐步走向高潮。除了劉伯承和南京軍事學院，還揪出了一個所謂以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為主帥、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一批高級將領被打成了“反黨分子”。這時，被點名的人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接受批鬥，沒有說話、申辯的權利。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長蔡鐵根在會上說《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准的，話未說完，即被人連哄帶扭，被關押起來。很快地，這位紅軍時期的師級幹部被定為大右派，開除軍籍解押新疆勞動改造。
發生在1958年的這場頗有聲勢的反教條主義鬥爭，最終以劉伯承淚灑懷仁堂和以他為頭面人物，包括蕭克、李達、郭天民、李鐘奇等一批著名將領被撤職、降職、淡出軍界而降下帷幕。僅僅相隔一年多，彭德懷在廬山那場與反教條主義如出一轍的政治鬥爭中，飽受折磨，承受了遠比劉伯承悲慘的磨難。
來源：黨史文苑，轉載自星島環球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