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

      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機裏傳出了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全國人大第一副委員長宋慶齡失去控制，淚水不住地流下來。10日下午，宋慶齡在秘書杜述周的陪伴和養女隋永清、隋永潔姐妹的攙扶下，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
      告別後，宋慶齡回到家，情緒還沒有緩解，就聽到了某“高層”通過秘書傳達給她的批評。大意是：“讓她去和周恩來告別，為什麼還要自己帶人去？”宋慶齡心情本來就很差，聽到指責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臥室裏激動地說：“我這麼大年紀，就不該有個人扶扶我嗎？再說，總理也是看着她們兩個（指隋氏姐妹）長大的，怎麼就不能去告別？”
      宋慶齡一生所有事情都盡力做到完美，幾乎可以說是在個人品質上有“潔癖”。因此，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儘管有人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給她造謠，但對她的個人行為卻無法說三道四。這次受到批評，對宋慶齡來說是“破天荒”的。但沉浸在悲痛中的宋慶齡，只是在私人空間裏，跟身邊的人發泄了幾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慶齡抱病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周恩來的追悼會。
      之後，“高層”的負面評價又傳到宋慶齡的耳朵裏。她終於忍無可忍了。她氣壞了，在臥室裏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麼樣？我不幹了！我辭職！這麼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她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級報告，並與空軍司令部聯繫專機。1月27日是宋慶齡的83歲生日。就在這一天上午10點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飛機，帶着滿心的憤懣離開了北京。
      以後的5個多月中，宋慶齡把自己關在上海的家裏，整理資料和物品，不時因勾起對往事的回憶而唏噓長歎。她已經開始為自己的身後事做準備了。
      7月6日晚，北京的電話報告她：朱德逝世，請宋慶齡第二天回北京。對此，她無法推託。朱德的為人一直令宋慶齡十分敬重，更何況朱德是全國人大的委員長，宋慶齡是第一副委員長。
      7月7日中午，宋慶齡飛抵北京。她不帶行李，拒絕回後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飯店1435房間。當天下午，她就到北京醫院向朱德的遺體告別。11日，她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朱德的追悼會。14日，她從北京飯店直接到南苑機場，乘專機回到上海。
      9月9日，北京又傳來消息：毛澤東逝世，請她赴京。10日下午，宋慶齡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飯店7031房間。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參加遺體告別和守靈活動。18日在天安門廣場出席追悼大會時，她斜靠在攙扶着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終要了一把椅子，成為唯一坐着與會的人。
      國慶日前夕，宋慶齡接到9月30日晚上參加座談會的邀請，她“因身體原因請假”沒有出席，回到上海。
      “四人幫”被逮捕後，因為消息被中央嚴密封鎖，她也不知道。10月14日，一位女服務員慌慌張張地跑來，向宋慶齡報告：“街上有人喊反動口號！”宋慶齡問：“喊的是什麼？”“是說江青和張春橋同志……”宋慶齡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說：“趕快上街去看看！”隋永清很快就回來了，說：“‘四人幫’被打倒了！”宋慶齡舒心地笑了。
      11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派出一位副秘書長專程來到上海，敦請宋慶齡回京參加會議。
      30日，宋慶齡乘專機回京，入住北京飯店。當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1977年5月25日，宋慶齡接受中央的建議，回到北京後海的寓所，開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職責。她的辭職風波也就此結束。

      文：白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