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兼機關黨委書記伍修權一直忙於對外聯絡工作，並未過分注意運動的發展。但他沒有想到，厄運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
      此時，康生已將自己的得意門生王力從中聯部調到了“中央文革小組”，中聯部內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作為領導運動的權力機構。王力和康生等人的插手，使一場嚴峻的鬥爭在部裏拉開帷幕。
      “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使伍修權等中聯部裏的領導人徒有其名，不但不能管理部裏的行政工作，連自身的命運也遭到威脅了。
      分管為外國政黨培訓幹部教學工作的副部長許立，是最早成為“鬥爭對象”的。他已60多歲，還有高血壓，而這絲毫不能引起造反派的同情，仍然對他狠批狠鬥。這引起了伍修權的不滿，他在會上說：“《十六條》中不是說了嗎，‘要文鬥，不要武鬥’。許立同志已60多歲了，再過30年，你們也60歲了，如果那時你們也遭到同樣的情況，就會知道應該怎麼辦了。”
      伍修權的這句話“引火焚身”，成了把柄，被造反派說成“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反對階級鬥爭觀念，壓制了造反派的革命熱情和革命精神”，伍修權終於也成為被批判的“靶子”了。
      在中聯部，開始貼出攻擊伍修權的大字報，內容都是工作中的問題。如：“他在外事活動中，和外國人談話沒有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卻大講自己的經歷。”“他同蘇聯修正主義分子接觸時，大講友好多，堅持鬥爭少。”
      諸如此類的話，都是“左派”作者費盡心機搜羅出來的。抓住一句平常的話，然後上綱上線，甚至無中生有，都是當時“鬥爭”的手段。
      不久，造反派就讓伍修權做檢討。1967年1月12日，伍修權在部裏的民眾大會上做了第一次檢討，他說：“我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一直處於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狀態。我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來迎接這場偉大的運動，迎接這場對全體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大審查、大批判、大改造的偉大運動，所以運動以來，我的思想總是落後於形勢，遲遲跟不上來。”
      造反派不滿意。於是，他再次檢討，盡力給自己扣上大帽子，說自己“執行了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嚴重的錯誤”，“違背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精神，特別是違背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精神”。
      伍修權“觸及靈魂”的檢討越是深刻、真誠，越是過不了關。
      1967年4月28日深夜12時，康生對中聯部的造反組織下達了“重要指示”：“希望你們同伍修權劃清界限，他最近的言論是錯誤的，他把鬥爭矛頭指向革命幹部和革命民眾，想挑動群眾鬥群眾，他根本就是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背道而馳，要把他批倒鬥臭！”
      當天的後半夜，伍修權從夢中驚醒，被“造反總部”的人從床上拖下，反扭着雙手拉到會場批鬥。從此，他便成了“專政對象”了。
      伍修權被迫停止工作，並被剝奪了一切權力，接受審查和接受批鬥。此時，中聯部和北京街頭的牆上，貼滿了巨大的標語：“打倒黑幫分子伍修權！”“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伍修權！”
      伍修權被單獨關進北京衛戍區的“牛棚”中，不能見家屬，失去了人身自由，還要經常接受批鬥，忍受着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折磨。
      1974年9月29日上午，衛戍區通知他收拾行李物品，回家療養身體，工資照發，聽候通知。他8年的“牛棚”生涯就這樣結束了。
      9月30日晚，他應邀參加了人民大會堂舉辦的國慶25周年招待會。在1976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恢復了工作。
      文：鈕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