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家周汝昌

      新紅學僅次於胡適的二號人物，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於2012年5月31日凌晨1時59分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九十五歲。
      周汝昌先生天津人，字玉言，生於民國七年〔1918〕，父周景頤是光緒末科秀才，有五子。先生最幼，其四兄祜昌乃訓詁專家，屢助周先生解決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先生生於亂世，青少年求學階段頗受軍閥和日本侵略之苦。初中就讀覺民中學，後考入著名的南開中學唸高中。中學畢業後，1939年到北平報考燕京大學西語系，因時局混亂，遲至1940年才能真正入學。那時燕大名師多半南逃，周先生應付西語系功課游有余刃，正好利用燕大圖書館的豐富藏書進行他自己的心愛研究。
      公元1921和1922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証》和稍後購得《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迅速撥開紅學迷霧，還紅學研究的本來面目。確認曹雪芹為《紅樓夢》的原始作者，《紅樓夢》故事隱含江寧織造曹家若干舊事和曹雪芹本人的部份經歷；史稱“新紅學”。其中顧頡剛先生是胡適最得力的助手。當時（指二十世紀20和30年代）與胡適同時進行研究的還有俞平伯，俞出身名門，他的曾祖俞樾是清代有名的學者，《小浮梅閑話》的作者。家學淵源，俞平伯的文學造詣較深。他的研究主要從《紅樓夢》的文本出發而不是從淵海般的史料出發，所以成就有限。到了四十年代，尤其是四十年代後期，完全被周汝昌比下去了。
在胡適成就的啟示下，年輕學子周汝昌利用燕大的館藏優勢和他自己的勤奮和悟性在紅學領域逐漸露頭角。他頂住許多非議用特殊的、非常規的方法考出曹寅胞弟曹荃本名曹宣，因宣與玄同音為避康熙諱才改荃。多年後新發現的史料証明他是對的，冷嘲熱諷才平息。
      周汝昌廣博搜羅歷史資料，包括官方和民間的時人筆記、傳說。憑他深厚的學識和悟性，逐漸被胡適看重，坦然借給他當時天下唯一的珍本《石頭記》甲戌本。
      而周汝昌也於1948年最後時機將此珍本送還。
      公元1947至1948周汝昌將其收集和研究成果匯編成《証石頭記》一書，1953年出版時採納文懷沙先生意見，易名《紅樓夢新証》。三個月加印三次，銷售一空，海外還盜版。據說胡適看到的也是盜版書。此書現已成紅學經典之作。1976年再版，80年代後又再版。筆者自嘆余生也晚，五十年代還是個少年，趕不上讀初版，只買到1976年再版。其中【史事稽年】一章就佔571頁，時間跨度從明萬曆二十年〔1592〕至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橫跨兩世紀，凡有關曹家李煦家和《紅樓夢》的史事及重大朝政大都收錄。其他如版本、脂評、文物等無不俱備。
      公元1954年，胡適在紐約看過此書後寫信給沈君怡說：
      周汝昌是我的紅學方面的一個最後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復旦大學陳維昭教授在其專著《紅學通史》第三編第一章第二節直指周汝昌為新紅學的巔峰。周汝昌把胡適、顧頡剛、俞平伯的“曹賈互証”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發揮出來。由於崇尚實証，他的每一個論點的提出都是以充分豐富的文獻資料為基礎。——如曹家上世誥命，四軸《楝亭圖》，敦敏的《懋齋詩鈔》，裕瑞的《棗窗閑筆》，蕭奭的《永憲錄》等孤本秘笈，這些都是周汝昌所收集，為後來《紅樓夢》研究的基本資料。
      好景不長，《紅樓夢新証》熱潮未過，1954年毛澤東親自發起批俞批胡運動。俞平伯低頭認罪，他的助手王佩璋自殺，顧頡剛金盆洗手誓與紅學絕緣，周汝昌嚇病。偉大領袖突發善心，命某人傳話給周汝昌，大意是：你是屬人民內部矛盾，深刻檢討，痛批胡適，划清界線，便可過關。周汝昌吃了這顆定心丸很快病癒。當然少不了自己打嘴巴，也少不了罵胡適一通。
      筆者也是過來人，心知肚明，絕不見怪。
      從1954年的批俞批胡到四人幫的“評紅”，《紅樓夢》研究是放在階級鬥爭和社會意識的框架下。說來說去亳無新意，令人生厭。只有已故紅學家吳恩裕先生努力探訪曹雪芹遺著遺跡；盡管可信性有限，但其努力令人欽佩。
      四人邦倒台後，紅學的春天再次來臨。1980年4月18日，周汝昌發表長篇論文：【《紅樓夢》全璧的背後】，文章詳細論証高鶚續書時尚未中進士而是個窮書生，程偉元經濟條件也不佳，為何有心去續書和有能力印行？周汝昌經深入研究，認為幕後大老闆就是和珅，目的是要弄一本“合皇上口味”的《紅樓夢》呈上乾隆皇帝。文章很長，筆者只能舉出兩條最重要的証據：
      1、趙烈文《能靜居筆記》有云：謁宋于庭丈於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紅樓夢》，高廟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為明珠家作也。
      此條証明和珅將《紅樓夢》呈上乾隆皇帝。確有其事。
      2、公元1794俄羅斯漢學家卡緬斯基來華，買了兩部程甲本帶回國。
      卡緬斯基在其中一本題記：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刷館出的。此條表明程本《紅樓夢》有皇家專用本。反過來証明高鶚續書是有硬後台的。
      2005年周汝昌在新著《紅樓十二層》又有令人叫絕之語。該書第十層〈一僧一道索隱〉——有句：我久蒙世人稱號“考証派”，其實他們識力不高，看不清我自一開始就是一個索隱派。只不過所“索”之“隱”與蔡元培、王夢阮等前賢大不相同而已。
      一言驚醒夢中人！筆者立刻翻查胡適《紅樓夢考証改定稿》，果然胡先生批評蔡元培王雪香等人，多次說他們牽強附會歷史人物。只有一處用“索隱”一詞並且加上引號。從此，筆者對紅學的認識也得到提高。原來胡適和周汝昌兩位新紅學領軍人物都是索隱派，他們索的是曹雪芹之所隱。
      復旦大學陳維昭教授在其《紅學通史》第四編第一章第四節有一段話：
      與曹學合流之後的索隱紅學，在方法上一方面保留了原來的語義轉換工具；另一方面在吸納曹學成果時也吸納了〔新紅學派〕的實証形態。
      索隱紅學與新紅學更是難解難分。
      寄語那些拿着索隱派帽子到處嚇人的“專家”們，請你們細讀和細思周汝昌前輩和陳維昭教授的話。索隱派的帽子遠比不上《封神演義》裡的混元金斗，只能嚇倒膽小鬼。
      總而言之，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周汝昌先生盡管視力急劇下降，但思維清晰，在其女周倫玲協助下仍能編輯最少十多種紅學新著，為紅學晚輩留下珍貴的非物質財富。
      僅以本文獻給敬愛的周汝昌先生在天之靈。

      梁兆元
      2012年6月4日夜

周汝昌23歲時與小他6歲的妻子毛淑仁結婚。 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