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間，中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10.3%。近年來，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着重依賴固定投資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因此，固定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由2000年的35%升至2011年的48%。中國能有相當可觀的資本累積是歸因於其高儲蓄率，高儲蓄率亦使中國可以成為世界各地的資金淨提供者。事實上，過去20年間，中國的經常賬盈余平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4%。
這個特長的強勁投資和對外盈余周期，當然是以消費為代價方能形成；總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比率銳降。中國有關當局注意到這些越來越嚴重的失衡所連帶的經濟風險，於是第12個五年計劃的優先事項是使國家的經濟增長策略轉向，焦點由固定投資轉移到私人消費。
本文探討導致中國高儲蓄率和可觀投資量的主要因素，並評估經濟再平衡的前景。根據我們的分析顯示，如要達致理想結果而不使經濟活動銳減，私人消費將要在未來數年較固定投資持續每年高出約8個百分點的增長率。但要實現這一理想結果，只需考慮當中涉及的收入分配和儲蓄模式所需的改變，便明白這是難以應付的挑戰。此外，我們認為即使中國成功過渡到一個消費和投資比重更平衡的經濟增長模式，其對外盈余也未必會減少。
高儲蓄率見於整個經濟體系
中國跟印度、韓國和日本等其他高儲蓄率國家的不同之處，是中國近年在所有界別包括家庭、企業和政府都可見高儲蓄率。尤其是企業，自2000年代初以來總儲蓄的增長，超過一半是來自企業，而家庭也佔了約三分之一。下文探討近年來促成中國國民儲蓄習慣的主要因素。
家庭儲蓄
中國家庭儲蓄佔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由2001年約17%增至2008年的23%，儘管其佔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例於這段期間由70%降至57%。根據現有的最新數據，上述結果是由於中國家庭儲蓄率增加了約12個百分點，即由2001年的27%提升至2008年的39%。這些變化可由多個同時發生的因素來解釋。
首先，家庭佔總收入份額下跌主要歸因於近年中國經濟擴張是由勞動密集度低的行業所帶動，以致工資對總收入比率由2000約60%降至2008年的47%。在較少程度上，家庭佔總收入份額下跌也可以追溯到投資收入下降 (由於金融壓抑) 及政府的淨轉移支付減少。
其次，1997年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及1995年至2005年間的企業重組，都對家庭的儲蓄行為有重要影響。這兩項體制改革侵蝕了社會安全網，家庭將來可獲得的養老金和福利減少，這促使中國家庭增加其預防性儲蓄。
第三，一孩政策導致撫養比率 (依賴人口佔工作年齡人口比率) 大跌，有助增加儲蓄，這情況在較年輕的家庭尤為明顯。其他因素如人口快速老化，亦促進家庭傾向於儲蓄。
企業儲蓄
至於企業儲蓄率高，亦有數個經濟和體制上的因素使然。大部分國有企業實行支付低股息的政策，加上實質負利率，使中國公司的資金成本低，這推高了它們的利潤率和儲蓄。此外，九十年代中期發起的企業改革，促成效率提高，這使利潤率和儲蓄獲得改善。
最後，許多中國公司都受惠於被低估的土地、水和能源成本，這在影響企業盈利之余，亦帶來投資於資本密集型活動的動機，例如製造業、房地產和基建方面的項目。
政府儲蓄
政府儲蓄增加是由於較高的政府收入，而政府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份額則比較固定。強勁的經濟增長、1994年的稅制改革 (中國政府全面改革稅制，包括將稅項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及中央地方共享稅、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定為一律33%、以增值稅取代舊有的間接稅)、越來越多的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以及更多來自家庭和企業的社會福利供款，全都於過去20年間導致政府收入大升。
再者，雖然上升的財政收入被中央政府佔去較大份額，但社會開支的擔子大部分卻由資金較不充裕的地方政府來承擔。中央政府因而傾向於將越來越多的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而地方政府官員則支持基建計劃多於增加公共服務，因為前者能帶來更實在的可見成果，有助促進他們的政治事業。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便導致政府累積更多的儲蓄。
中國當局尋求增長模式的改變
因此，經濟、社會、制度和政治因素交織，造成中國的高儲蓄率和可觀投資量。中國有關當局對於國家越來越嚴重的失衡，深知其根源所在，於是以第12個五年計劃來解決其中很多問題。主要目的是增加家庭收入，配合一個擴大的社會安全網，並增加服務業在國內經濟中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近年來還有其他政策措施出台，例如國有公司股息政策的改變、生產要素的價格變動、資本市場的發展和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包括逐漸緩和外國直接投資制度，以及近期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中國總理溫家寶已表示，進一步的發展可能會包括讓銀行系統在一個利率定價以市場為基礎的環境下運作。這將杜絕銀行存款獲支付實質負利率的情況重現。
這些政策措施是否足夠，將視乎它們如何推行而定。大量不明朗因素的出現是總難避免的，尤其是消費與投資之間有相當大的發展差距。此差距要得到處理，才可達致期望中的重新平衡。以下是一個簡單的增長核算以說明這點。
經濟恢復平衡所需的調整
假設中國經濟跟第12個五年計劃所定的增長目標一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從現有水平順降至7.5%，而且此後10年都維持在那水平。在此情況下，假設我們希望於這10年內，家庭消費升至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6%，而固定投資則降至佔國內生產總值約35%。此外，假設貿易淨差和政府消費分別保持在佔國內生產總值約2%和15%。在這些條件下，如果要於10年內達致期望中的消費與投資比配，私人消費與實質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相比，前者每年要高出後者3.5個百分點，而固定投資的增長則只為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這是難以想像的，因為這兩個宏觀經濟總量通常展現的典型變化，跟上述情況截然不同。
再者，若我們假設家庭儲蓄率維持在約39%不變，上述消費程度出現的前提條件是家庭可支配收入上升，佔國民可支配所得的份額要有約20個百分點的升幅，即升至77%。另一方面，若儲蓄率回落至近年來最低位約27%，那麼家庭可支配收入將只需有7.5個百分點的升幅，即升至64.5%。
要順暢地實現這轉變，將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要效法中國當局於2008年至2009年所取得的成功，在充足銀行貸款的支持下，促使國有公司和地方政府投資於基建是一回事。但要推行收入重新分配以利於家庭，並使家庭確信這些轉變是持久的，令它們實際上花費更多和減少儲蓄，則是另一回事。因此，強化社會安全網將是至關重要的。可是，這個恢復平衡過程必定會使衝突加劇，而且不僅是家庭與企業之間，還會在不同層面政府內部出現。所以要推行第12個五年計劃所提議的改革將是艱難之舉。
文：鐘穎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