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　網上圖片

      1958年“大躍進”開始。1959年，工業生產發展速度高達36.1%，但農業生產卻大幅度下降，總產值下降13.6%，糧食只達到3400億斤，棉、麻、煙、油料、糖料、生豬等減產了13%—22%，糧食征購量卻高達1384億斤，全國上下糧食供應緊張，相當一部分農民生活處於困難境地，餓死人的事情大量出現。
      1960年3月下旬至5月底，劉少奇為掌握實際情況，到一些省市視察工作，調查研究。
      1960年3月下旬，劉少奇視察天津。3月28日，劉少奇聽取了中共河北省委的彙報。在談話中，劉少奇就“大躍進”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批評和建議。
      劉少奇對河北省委負責人說：“要以農業為基礎，各方面都要支援農業。平均主義對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利的。向共產主義過渡早了，不僅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妨礙、破壞生產力的發展。要和公社的同志們講清楚，這是不能胡來的。過渡的遲早，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劉少奇沿京廣線抵達河南省，這是實現人民公社化最早的省份，也是飢餓最嚴重的省份，尤其是在工業方面不顧客觀條件、盲目追求高指標，已經嚴重影響了這個省的糧食生產，而且危及到人民的生命。
      4月20日，劉少奇同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成員談話，他說：“我主張不籠統地反對‘條件論’，但要具體地講。反‘條件論’過分，就可能出現主觀主義、不要條件、不要革命階段論。事物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轉化，矛盾的統一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這裏是強調條件，不能忽略條件。沒有條件，矛盾就不能統一、轉化和發展。”
      劉少奇並沒有沿京廣線繼續南下，而是從鄭州拐彎向西，然後從西安南下四川。
      1960年4月30日，劉少奇抵達成都。當時，四川是工業投資集中的地區，“上馬”的工業項目很多，相應地影響了農業生產。針對這一情況，劉少奇說：“由於形勢造成的困難，工業項目要做緩建的準備，要暫時‘下馬’，但必須保護好一切設備，一旦形勢好轉，就要再‘上馬’。”
      在四川，劉少奇逗留了半個月，轉而乘船沿長江，順水而下，5月17日抵到武漢；5月21日，劉少奇經湖南、江西到杭州；5月23日，劉少奇到達上海。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一次緊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解決已經非常嚴重的國民經濟困難問題。劉少奇在第一天的會上說：“今年上半年，工業發展的勢頭不僅沒有按照年初預計的實現‘繼續大躍進’，反而呈現持續下滑的趨勢。農業形勢更加嚴峻，由於根據地方的虛報數字，中央增加了糧食征購任務，許多地方把農民的口糧都作為征購糧上交國庫，各地糧食供應緊張，浮腫病日益蔓延，非正常死亡的現象層出不窮。”
      劉少奇指出了一系列問題，代表中央提出警告：“工業、農業計劃偏高，有些事情不切合實際，統計又不那麼確實，有浮誇之風。這些問題的發生，包括中央在內也有責任，中央的計劃偏大，盤子安大了，要求過急了，報紙上也大登特登，但實事求是這方面就登得比較少。這個失誤，中央和地方要共同負責。”
      6月14日，毛澤東講話，他說：“不要隱諱我們犯的錯誤，只有抓緊總結，才能及時指導。定計劃時留有余地，可以多一點，但不要定得太滿，中央和地方都不要定得太滿。今後3年的計劃，寧可定低一點，在年度中去超過，絕不可以定得太高，以至於超不過。”
      毛澤東這樣講了，大家這才鬆了一口氣，才敢暢所欲言。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一次長達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具體地討論國民經濟調整問題。

      文：孟澤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