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五人。“延安五老”這一稱謂，緣自朱德1942年寫的《遊南泥灣》一詩，詩中有“輕車出延安，共載有五老”等句。他們的晚年雖然大多受到冷落，但“革命信念”依舊，仍然積極工作。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長的一位，也是毛澤東的老師。中共建政後，徐特立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後因年老，記憶力減退，他自動申請免職。但是，他仍關心國事——“大躍進”時不表示讚成，“文革”開始後又憂心不已。1966年10月1日上天安門時，他守在電梯旁等毛澤東，想傾訴心中的想法，可惜被突然出現的一群高呼“萬歲”的人隔開。
      晚年徐特立還有個特點就是非常疼愛自己的妻子。1949年後，他將妻子熊立誠接到北京，從此開始老年夫妻的團聚，家中有好菜他都讓妻子先夾；家中鋼絲床壞了一邊，自己睡壞的一邊，妻子睡好的一邊。熊立誠1960年去世後，徐特立把兩人的合影一直帶在身邊。1968年徐特立去世，享年92歲。
      吳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齡排老二，中共建政後，吳玉章受命創辦中國人民大學，任校長，一幹就是17年。
      在中國人民大學歷次政治運動中，吳玉章敢於冒風險抵制錯誤路線，力所能及地保護一些幹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吳玉章竭力主張在劃“右派”中不要搞擴大化，反對在學生中劃“右派”。“文革”中，吳玉章也遭到了迫害，但他還敢於到批鬥郭影秋副校長的大會上去公開保護郭影秋。被誣衊為“老走資派”、“黑線人物”。
      吳玉章在1966年10月底病倒了。他住在北京東四六條的小院裏，因無人照顧而跌成腿骨骨折。也許是因禍得福吧！當中國人民大學內的造反派想把他揪回人大批鬥時，因骨折才免過了一場災禍。1966年12月12日，88歲的吳玉章患肺炎，經搶救無效逝世。
      1949年時，謝覺哉已過66歲，擔任內務部部長。1957年，謝老因年齡和健康原因，親自寫報告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請求免去任職8年的內務部長職務，但沒有被批准。
      1959年5月，謝覺哉受命擔任最高法院院長，這在人們的視線裏，名高地顯，工作則可鬆可緊，有些醫生勸他道：“您的年歲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掛個名算了。”
      謝覺哉儘管已滿76歲，還是滿腔熱情，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說：“掛名怎麼行啊！殺人的批復都蓋我謝覺哉的印章，人殺錯了，那些‘冤死鬼’來找我‘算賬’，我怎麼得了呀！”1971年6月15日，謝覺哉病逝。
      中共建政後，董必武先後任政務院副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政治局委員等職。在“文革”中，董必武遭到迫害，1968年遷出中南海，住在北京六部口附近的一個院子裏。1969年，董必武被“疏散”到廣州。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董必武欣然命筆，賦詩一首：“盜名欺世小爬蟲，以假亂真變色龍。日照原形終畢露，巋然牯嶺孰能衝。”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中共在北京舉行開國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是主持人。他隨即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
      林伯渠生命的最後時光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忙。1960年5月，林伯渠被診斷出嚴重的心肌梗塞，卻依然埋頭工作。經不住身邊工作人員的反復勸說，他只得住進醫院。入院前，他囑咐秘書代他向中央辦公廳請假，說：“我去醫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過一個星期就回來。”不料5月29日，因病情惡化，74歲的林伯渠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