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合作，從一開始就是充滿矛盾的，共產黨內有不同看法，國民黨內也有不同看法。不過國共兩黨的主要領導人還是看好彼此的合作。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全”大會在廣州市廣東高等師範學校開幕。開幕式這天，165位代表和6位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出席大會。
      39號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澤東，蔣介石以“列席”的身份參加此次會議。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人生軌道上的頭一回見面，國共兩黨的大旗則分別由孫中山、李大釗高擎着。
      孫中山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長篇演講，然後大會就按議事日程，討論組織主席團。140號席上的廖仲愷站起來說：“提議主席團人數五人，由總理指派。”這一建議得到眾多代表的附議，孫中山便宣佈：“現由本席指定胡君漢民、汪君精衛、林君森、謝君持、李君守常為主席團主席。”
      大會的高潮是在1月30日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毛澤東名列于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之中，進入了國民黨高層；而“蔣介石”三字卻不見蹤影。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共24人，有3名中共黨員：譚平山、李守常、於樹德。
      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7人，中共黨員達7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
      蔣介石當時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遠不如“跨党分子”毛澤東。那時的毛澤東既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又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63年，蔣介石回首那段在黨內沒有地位的日子時，曾這麼說：“我是21歲入黨的，直到27歲，總理（孫中山）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地對我加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亦不曾特別派我任何公開而高級的職位；一直到我40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是1924年孫中山在前蘇聯幫助下和中國共產黨共同創辦的新型軍事政治學校，因校址始設于廣州黃埔長洲島，所以通稱為黃埔軍校。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籌建之初，軍校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黨代表的參謀長，特殊情況下可行黨代表職權。
      黃埔軍校政治部從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國共決裂止，存在近三年，前後有戴季陶、邵元沖、周恩來、蔔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
1924年6月16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廖仲愷任黨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蔣介石任校長，構成三駕馬車。
      這是很有意思的權力架構，黨代表是老大，校長是老二，政治部主任是老三，但是平時主要由校長負責具體工作，政治部主任輔助；而政治部主任，在特殊情況下又可行黨代表職權，可以當臨時的老大。
廖仲愷、戴季陶都是國民黨大佬了，而蔣介石當時還不算是。
      廖仲愷是國民黨元老，左派領袖，1903年9月結識孫中山，成為孫中山的積極追隨者，後協助孫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1921年5月，廣東革命政府成立，廖仲愷任財政部次長、廣東省財政廳長，協助孫中山北伐。
因積極籌款支持孫中山的北伐計劃，廖仲愷遭到反對北伐的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囚禁，經夫人何香凝等人的積極營救獲釋。
      此後，廖仲愷全力輔佐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並極力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年，廖仲愷任廣東省長和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積極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和籌建黃埔軍校。
1924年1月，廖仲愷任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國民黨一大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委、工人部長，並積極籌備建立黃埔軍校，任黨代表。
      一句話，此刻的廖仲愷在國民黨中位高權重，絕對是核心人物。
戴季陶，又名傳賢。早年曾追隨孫中山，投身反清革命運動。辛亥起義時，為保衛漢口，戴季陶奮不顧身，衝鋒在前；為光復上海，他又積極策劃，勇打前鋒，並在以後的護法鬥爭中因口誅筆伐袁世凱而被捕下獄，一時名噪江南。
可以說，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資產階級民主鬥爭中，戴季陶是一員革命的幹將、馬前卒，因而深得孫中山的賞識和信任。
戴季陶常追隨孫中山左右，因將孫中山的一些重要講話記錄下來，進行精心整理，輯成《民國政治綱領》、《國民革命要義》兩本書。
      五四時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時，曾參與由陳獨秀宣導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戴季陶嘗試用馬克思主義說明中國倫理問題，稱讚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稱馬克思是“近代經濟學的大家”、“近代社會運動的先覺”，翻譯出版了一些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方面的著作，在介紹蘇俄政治制度和傳播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理論方面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還曾代為起草了最初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
      戴季陶年輕時到過日本留學，在日本大學（前身是日本法律學校）讀法科，在那裡認識了蔣介石，從此成為莫逆之交。
      一般相信，蔣緯國是戴季陶之子，戴季陶留學日本時與日本女子所生。
      蔣緯國晚年公開承認戴季陶才是他真正的親生父親，可見戴季陶與蔣介石的關係是多麼鐵。
      由於戴季陶對日本頗有研究，在那些年的十余萬留日學生中，能夠達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層結構的層面上剖析闡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
      戴季陶在《日本論》開篇曾說道：“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店裡去看，日本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歷史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每一個月雜誌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長住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近年出版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
戴季陶研究日本後得出的結論很有意思：“中國強，日本就是妾；中國弱，日本就是賊！”
      戴季陶1917年由上海赴廣州任大元帥府秘書長，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長。
      戴季陶雖然是起草了最初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但是他是國民黨右派領袖和理論家。
      戴季陶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持有不同意見。
      廖仲愷任黨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是眾望所歸，也是各自政治勢力的平衡。
      而蔣不是校長的必然人選，當時至少還有三個人可以取代他：許崇智、鄧演達和何應欽。
      鄧演達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忠誠將領，他從小就對廣東籍的孫中山極為崇拜，14歲考入廣東陸軍小學，不久加入同盟會，後又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9年畢業後不久，被孫中山任命為新創建的粵軍第一師少校編練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負責分批輪訓軍官。
      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圍攻總統府，孫中山在蔣介石等人掩護下脫險到達上海。鄧演達及時潛赴上海，向孫中山請示。
      1922年冬，孫中山調滇、桂軍驅逐陳炯明，鄧演達奉命聯絡第一師的其他各部，配合滇、桂軍東下討陳，自任前鋒，重新佔領了廣州。
      1923年春，粵軍第一師重新整編，鄧演達升任第三團團長。此時孫中山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乃調鄧演達所率部隊負責保衛大本營。
      從這個角度看，鄧演達當上孫中山衛隊總指揮官時，他的政治排名遠在蔣介石之前。
      但是蘇聯方面不認識他，對他一無所知。
      此外鄧演達也是國民黨左派，和廖仲愷關係也很鐵，廖鄧組合是除國民黨左派外的其他政治派別不能接受的。
      結果，鄧演達只能安排在黃埔軍校次要位置，任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
      不久，鄧演達忍受不了政治排擠，離開黃埔軍校，前往歐洲，後又前往蘇聯學習。
      何應欽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1909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在黔軍歷任營長、團長、旅長、軍參謀長等職。1922年夏任雲南講武堂教務長。1924年春任廣州孫中山元帥府參謀。
      何應欽的資歷也算不差，雲南也是同盟會的老根據地，可是他在孫中山身邊時間太短，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度不夠，此外也沒人挺他，但是他的無派系背景，還是讓蔣介石任用他為總教官，從此他成為蔣介石的心腹。
      在孫中山眼中當時還有一個更好的人選：許崇智。不過作為粵軍老大的許崇智，不為蘇俄瞭解。
      而江浙大佬張靜江對蔣介石的大力舉薦，成為蔣當上黃埔軍校校長的最後一個關鍵砝碼。
      其實蔣成為黃埔軍校校長是偶然中的必然：
      其一，他有軍事背景，但他當時不是軍閥，故而具有一般軍閥所沒有的心胸與眼界。
      其二，蔣一直追隨孫中山，雖然不屬於任何派系，但是長期侍衛孫中山，人脈不少，是各派爭取的對象。
      其三，蔣對孫中山忠心耿耿，據稱1912年1月14日，蔣刺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除掉了孫中山最主要的政敵，做了一件孫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
      其四，蔣不屬於任何派系，但是他的蘇聯之行，使他成為共產國際為數不多的可以信任的同志。誰讓訪蘇的代表團才4人呢？
      其五，蔣對與日、蘇、歐、美的國際關係有自己的看法，比起只講階級鬥爭的張太雷、只懂中國文學的邵元沖更具現代意識。
      其中最關鍵的是，在陳炯明事件中，蔣始終堅決態度主張暫緩北伐，先清內患，解決“陳家軍”的堅定，給眾多國民黨要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共產國際和孫中山都選擇了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黨其他派系也樂見其成。
      1924年5月12日，孫中山任命第一批黃埔軍校教官，在蔣介石提名的17人中，只有張申府是共產黨員。時年32歲、從未接受過軍事訓練的張申府，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第一人。
      可是“莫逆之交”的戴蔣組合，破壞了國民黨內部的政治生態。開學不到一個月，黃埔軍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辭而別。戴主任戲劇性地失蹤，黃埔軍校師生甚感莫名。
      其實是戴蔣組合不被國民黨其他派系接受，或蔣走，或戴走，兩者余一。而廖仲愷與蔣介石的私交不錯，蔣介石的校長一職很勝任。
      按慣例，資深的比後起之秀更有基礎，但是戴季陶夠義氣，他將機會留給了蔣，離開黃埔軍校，去籌辦一所新的大學：中山大學。
      戴季陶神秘失蹤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沖代理。
      邵元沖，浙江紹興人，1906年加入同盟會，後又赴日本謁見過孫中山。辛亥革命後回國，主編上海《民國新聞》，其後一直追隨孫中山，參加反袁鬥爭，並擔任過孫中山大元帥府的機要秘書，深得孫中山的信任。
      1923年，受孫中山指派，邵元沖與蔣介石一道代表國民黨赴蘇俄考察。
      邵元沖是舊派文人，他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真的當成一個教授職位來做，既不接近學生，也不接近教官，和黨代表廖仲愷很少打交道。
      邵元沖給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務是每個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島上來作幾次政治演講，講完後夾上公事包匆匆離去。邵元沖所主持的黃埔軍校政治部，其實是個空架子，只有兩位擔任記錄工作的書記，成了實實在在聾子的耳朵——擺設。
      政治部是不能當空架子的。失去了鄧演達協助的廖仲愷，將希望放到了共產黨方面。廖仲愷經同蔣介石、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將軍會商，決定請共產黨方面推薦一位適當人選接任政治部主任。
      張申府，這位最早執教黃埔的“紅色教官”，早年與陳獨秀、李大釗來往甚為密切，是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的編委之一。1918年12月，三人還曾聯手創辦了《每週評論》。後來陳獨秀交給張申府一項新的任務，讓他到歐洲的中國留學生中發展中共黨員。在歐洲的三年裡，張申府介紹了後來成為中共核心領導人的周恩來、朱德入黨。
      張申府進入黃埔軍校源於與蔣介石的相識，據張申府回憶：“那是1923年的11月，我從德國回國，取道俄國，住在莫斯科趙世炎處。時蔣介石正奉孫中山先生之命，與張太雷等四人在俄國考察，這是為國民黨創辦軍校作準備的政治軍事考察。經世炎同志介紹，認識了蔣介石。”
      當時國民黨在孫中山的主持下，與中共開展黨內合作，接受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張申府通曉英語、德語，加上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推薦，很快成為校長蔣介石的翻譯。
      為了辦好學校、培養自己未來打天下的棟樑之才，蔣介石曾請求留學西歐的黃埔軍校學生入學考試面試主考官張申府（共產黨員），要他舉薦一些國外學習的優秀人才到黃埔執教，蔣介石其實是希望張申府可以接任。
      不料，張申府似乎沒有理會弦外之音，他爽快地開列了全是共產黨人的十五個人的名單，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來，第二是周佛海。此外還有惲代英、趙世炎、高語罕、沈雁冰、歐陽繼修等人。
      1921年春，張申府在巴黎時，介紹了23歲的周恩來加入中共，成為中共八個發起組織之一的巴黎小組成員。當廖仲愷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薦一位適當人選接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時，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的兒子），也決定派周恩來去黃埔軍校接任這一職務，並同時兼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長。
      接到張申府的推薦信後，當時還在法國的周恩來很快回信，表示願意回來。張申府將此事報告廖仲愷，廖仲愷立即答應寄路費。
      說實話，黃埔軍校地處廣州郊外，實在是個生活艱苦的地方。此外，黃埔軍校內部派系林立，大部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都不願去蹚渾水，情願在國民黨中央謀取一官半職。
      張申府雖然是黃埔軍校第一位中共教官，也介紹了一大批中共人士進去，但他自己在黃埔的時間並不長，任職一個多月就“開小差”了，於1924年6月19日離開黃埔，當時由他舉薦的周恩來還沒回到廣州。張申府回憶說：“等到開學後不久，一因黃埔不在廣州城裡，由黃埔到廣州坐小汽艇也要一兩個小時。我在廣東大學教課，本已很忙，這樣兩邊來回跑，實在來不及。再則蔣介石表現出來的剛愎自用的作風，我更看不慣。當時學校本規定，凡有佈告都要黨代表與校長聯名才能發表，可是蔣介石卻常常不待廖仲愷來校便發佈了。還有那種習慣了的反動軍人氣焰也更使我難耐，另外這時國民黨的右派又漸漸抬頭了，戴季陶已經不辭而去，我當然更不能幹了。”
      張申府的出走一方面是對蔣介石不滿，另一方面也與此時政治局勢的變化有關。1924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中共決定從思想上、組織上加強國民黨左派，反對國民黨右派。
      這個革命化似乎進行得很順利，當時“差不多一切黨部和民眾團體的下層組織都充滿共產黨，尤其軍隊的黨部和政治部更充滿共產黨”。
      這引起國民黨右翼的極大不滿，甚至聯名向孫中山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中國共產黨人案”，孫中山也同意在8月召開的國民黨二中全會討論“彈劾中國共產黨人案”。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對此反應強烈，甚至提議退出國民黨。
      周恩來來了，開始在政治舞臺施展才華。
      1924年9月初，周恩來抵達廣州，對黃埔軍校表現出極大興趣。周恩來到黃埔軍校任職後，將政治部從廣州市遷進軍校，並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使軍校政治面貌大為改觀。
      黃埔一期學生劉天回憶說，周恩來到廣東之前，“在共產黨內的地位，還只是一個地方幹部而不是中央幹部。但他是很聰明的，他看到了黃埔軍校在革命過程中的重要”。
      周恩來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的“政治部是個空架子，學校也沒有多少真正進步的政治工作可言”。周恩來接手後，逐步使之完善。周恩來聘請了不少共產黨人任政治教官，如聶榮臻、李富春、惲代英、高語罕、熊雄、蕭楚女、張秋人等。
      周恩來在黃埔發展中共党團組織，成立了中共黃埔支部。與此同時，他還利用自己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黃埔軍校秘密發展了一支完全由中共領導的學生軍。在葉挺的協助下，周恩來組織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鐵甲車隊，葉劍英則組織了另兩支親共產黨的連隊。這些武裝力量日後成為對抗國民黨的骨幹。
      周恩來建立健全了中共党團組織，成立了“中共黃埔軍校特別支部”，積極發展党團員，使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的勢力有了長足的發展。
      隨着第二期、第三期學生入校，中共黨員人數由占學生總數的8%上升到30%左右，並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左派師生。
      為加強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周恩來從第一期學生隊中選調了李漢藩、楊其綱、蔣先雲、李之龍等共產黨員到政治部工作。
      針對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大搞曾國藩、左宗棠治兵那一套，周恩來也搞了一套政治教育計劃，加授《社會發展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各國革命史》等課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豐富了政治教育的內容，並先後請來惲代英、肖楚女、張秋人、熊雄等中共黨員任軍校政治教官，還請來羅易、聶榮臻等中共黨員任政治部秘書兼教官。
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周恩來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敬重與愛戴，潛移默化地為國共分裂後的中共情報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5年1月下旬，廣東國民政府決定將組建起的黃埔學生軍投入東江戰役，徹底消滅陳炯明軍閥部隊。為了保證戰役的勝利，協調各方面的關係，周恩來被任命為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協助蔣介石、加倫將軍在前線指揮作戰。
周恩來被任命為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便由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卜士奇掛名代理。蔔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學都稱他為“老大”。卜士奇曾任加侖將軍的翻譯。東征陳炯明時，他和加侖將軍及邵力子、蔣介石生活在一起。
      蔣經國在俄期間曾得到蔔士奇的照顧。蔔士奇掛名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間，由於其他工作繁忙，很少到軍校來，軍校的右翼孫文主義學會與左翼青年軍人聯合會對立情緒日趨嚴重，直到個別人開槍行兇。
在此情況下，中共廣東區委應廖仲愷請求，派包惠僧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包惠僧在1921年7月曾代表陳獨秀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包惠僧在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前，曾兼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鐵甲車隊的政治教官。
      包惠僧工作一向四平八穩，小心謹慎。包惠僧把黃埔軍校政治課程安排得很緊，每天兩次至四次，每次兩小時，這樣把學生每日的時間掌握得很緊，使他們除了吃飯、睡覺和軍事課程以外，其余的時間都在課堂上聽政治課。這樣的安排，讓對立的學生幾乎沒有時間打架。
      就這樣，在包惠僧主任的竭力維持下，黃埔軍校內這段時間裡，既沒有什麼新的變化，也沒有鬧出大的亂子。
隨着第二次東征戰役的進行，前線急需政治工作人員，包惠僧被調任東征軍第3師黨代表。從此，包惠僧離開了黃埔軍校。包惠僧調任東征軍第3師黨代表後，黃埔軍校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便由當時軍校秘書長邵力子代理。
      邵力子的資歷也很老，他參與了陳獨秀宣導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後來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邵力子代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仍是一名共產黨員。但他與國民黨的關係也很深。
      邵主任在黃埔軍校主持政治工作，除了作一些非講不可的政治演講外，其他的一些事情多推給政治部副主任熊雄處理。他處理與黃埔軍校師生們的關係時常採用“中庸”之道的方法，但是這個信奉“中庸”的邵力子後來成為了蔣介石的鐵杆粉絲。
      在任軍校政治部主任期間，邵力子錄用了一大批朝鮮人。
      1926年春，朝鮮人金元鳳帶領樸孝三、樸建雄等17名朝鮮義烈團員，通過在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任副官的朝鮮革命者孫鬥煥（化名孫建）的關係，找到當時在上海秘密主持黃埔軍校招生的陳果夫。
      金元鳳一行抵達廣州後，帶着陳果夫的介紹信，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轉呈校長蔣介石。經過簡單的入學考試，金元鳳等人全部被錄取為軍校第四期學員，金元鳳化名崔林，被分配到步兵科學習。
      在軍校學習期間，金元鳳表現出了卓越的組織能力和優秀的領導才能。因此在1927年1月軍校畢業後，他被留校擔任政治部少尉教官。
      當時在黃埔軍校擔任教官的還有金山、金奎光。
      金奎光，1898年生。早年在朝鮮參加學生運動，曾被捕判刑兩年。1923年到中國，入廣州嶺南大學學習。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由黨委派至黃埔軍校，任第四期入伍生隊教官。1926年初起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留守廣州部隊排長、副隊長、連指導員。1927年12月率朝鮮人連參加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逃亡日本，組織朝鮮“創一黨”。
邵力子隨蔣介石北伐後，熊雄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熊雄原名祖福，早年參加反袁鬥爭，失敗後逃亡日本，加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1919年11月赴法勤工儉學，1922年3月離法赴德留學，並在柏林加入德國共產黨，後又與周恩來、劉清揚、蕭三等人發起籌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正式改名為共青團）。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國，就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在廣東革命政府舉師東征時，熊雄任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秘書長，協助主任周恩來工作。東征勝利後，熊雄調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
      雖說主任一職由邵力子代理，實際上，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是由熊雄主持。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間，先後邀請了毛澤東、劉少奇、張太雷等到黃埔軍校作報告。毛澤東到黃埔軍校作報告時，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當時的毛澤東與蔣介石，都是國民黨新興勢力一文一武的風雲人物，彼此相見都有惺惺相惜的敬意。
      毛澤東在黃埔軍校的初創工作中，曾與惲代英一起秘密負責上海考區的招生工作。他也曾是黃埔軍校上海考區的主考官。
      在黃埔前四期，當時的蔣介石也頻頻邀請國民黨中央委員、各部部長及來穗的各省省黨部書記到黃埔參觀講演，具體操辦的就是熊雄。因正處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身為共產黨人的毛澤東此時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也受邀到黃埔軍校講演。
      當時，蔣介石親自到大門外碼頭迎接。把毛澤東部長接到校長辦公室休息片刻後，又親自引路陪伴，全體師生起立致敬後坐下，蔣介石也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端坐恭聽。
      講演結束後，蔣介石起立帶頭鼓掌，全體官生亦起立鼓掌，經久不息。後來，蔣介石又設宴款待毛澤東，並親送其至船碼頭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