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63年，中共和蘇共的矛盾逐漸公開化。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提出了蘇共擬定的的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復信中，提出了與蘇共根本對立的總路線。這使得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極為不滿。
     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公開信》，對中共中央6月14日給蘇共中央的復信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攻擊。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認為必須反擊，並且認為是徹底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時候了。
1963年7月23日，毛澤東召開會議，確定書記處的分工，寫文章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事由書記處書記康生負責。為了打好這一仗，中共中央在總書記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特地組織了一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於1963年夏季進駐釣魚台，集中撰寫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除正副組長康生、吳冷西外，還有喬冠華、王力、姚臻、熊複、范若愚、吳江等，並配備助手和專門翻譯班子。
     寫評論的工作程式是這樣的：先定出題目分頭撰寫文章提綱，每篇提綱經領導小組初步討論後，再由鄧小平到場審查定案，然後寫成文章，由小組討論修改定稿。每篇定稿最後經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但文章要經毛澤東最後審閱，有時他還親自修改。這些文章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共9篇，通稱《九評》。
     《九評》的第一篇（《一評》）於9月6日發表，題為《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文章講到中蘇兩黨分歧的由來，把中蘇兩黨自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來的矛盾和分歧公之於眾。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赫魯曉夫。
在《一評》發表的時候，《二評》即《關於斯大林問題》已在起草修改中。毛澤東對《二評》修改了三次。文章認為斯大林的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9月26日，《三評》發表，題目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明確指出：“南斯拉夫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0月22日，《四評》發表，題目是《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文章着重批駁蘇共領導在對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上的政策。
     11月19日，《五評》發表，題目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基本觀點是：新的世界大戰如不可避免，滅亡的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國家。
     12月12日，《六評》發表，題目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文章把列寧和斯大林的外交和平共處政策概括為五條，表示推崇。
     1964年2月4日，《七評》即《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發表。文章論點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產主義隊伍裏來。實質上是馬列主義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鬥爭。
3月31日，《八評》發表，題目是《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文章強調了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這篇文章第一次給赫魯曉夫戴上了修正主義者的帽子。
     7月14日，《九評》發表，題目是《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這是對蘇共中央公開信評論文章的最後一篇。它全面論述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着重地批判了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
《九評》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齊越、夏青等人大聲朗讀後，在中國聽眾中引起巨大反響，轟動了中華大地，那抑揚頓挫、令人亢奮的聲音感動了所有中國人。連蘇聯總理柯西金都對中國駐蘇聯大使潘自力說：“你們的文章太厲害了。”
文：葛仲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