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高饒鬥爭，是中共建政以後中共黨內第一場反宗派主義的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為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將各中央局和大區行政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調到北京。高崗、鄧小平、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等地方負責人陸續來北京，擔任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職務。
       高崗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就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來北京之前是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調到中央後，擔任國家計委主任。饒漱石來北京之前是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調北京後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當時高崗、饒漱石是很受中央和毛澤東器重的，特別是高崗，權力、地位尤為顯赫，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高崗就是這“一馬”。高崗主政的國家計委，被時人稱為“經濟內閣”、“小內閣”，權力很大。
       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為了加強集體領導，對党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機構和人事安排，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將政務院各口的工作重新做出了分工。
       這本是中央為加強集中統一領導所採取的重要措施，但高崗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這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恩來對政府工作領導權的步驟。他以為自己的權勢在日益擴大，地位也在不斷提高，有可能擔任更高的職務，個人野心急劇膨脹。高崗認為，在他進一步往上爬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礙是劉少奇和周恩來，尤其是劉少奇。因此，他把槍口對準了劉少奇，誣衊劉少奇搞宗派。1953年夏季，高崗在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借薄一波在修正稅制上的某些缺點錯誤，導演了一台“批薄射劉”的鬧劇。
       1953年底，在黨中央準備撤銷中央局、大區行政委員會的同時，毛澤東為了減輕自己擔負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提出將中央的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這樣，党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將進行大幅度調整，人事安排也會做相應調整。
       高崗利用中央召開的各種會議，四處煽風點火，造謠生事，含沙射影地攻擊劉少奇。在這同一時間內，高崗還對設立總書記表示不贊成，而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並反對劉少奇當總書記或者副主席。他企圖拉攏各大區的負責人支持他。他先是拉攏了中南軍政委員會負責人林彪，後又拉攏了華東局的負責人饒漱石。當他聽說中央書記處要開會把這個問題定下來，唯恐自己當不上副主席，便去拉攏陳雲。陳雲斷然拒絕了他的拉攏，覺得這是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事態發展下去，有分裂黨的危險，於是斷然報告了毛澤東。
       緊接着，高崗又找鄧小平，企圖挑撥鄧小平與中央其他負責人的關係，並以高官厚祿相引誘，以取得他對自己的支持。高崗先給鄧小平打電話，說他要去鄧小平的住處拜訪。高崗當時的地位在鄧小平之上，鄧小平謙虛地表示不敢當，說無論如何不能勞高主席大駕，表示自己應該去拜訪高主席。高崗最後同意了。見面後，高崗問鄧小平：“要成立部長會議，你贊成誰來搞？”鄧小平感到為難，認為這樣重大的人事問題，不好隨便議論。高崗鼓動說：“就我們兩個，關起門來隨便說說，談談心嘛，交換交換意見嘛。”鄧小平暢談了自己的看法：“部長會議，就是政務院換個名稱嘛。我看問題的實質是一樣的。搞部長會議，不是有周總理嗎？這是順理成章的事。”高崗卻喋喋不休地鼓吹要讓林彪當部長會議主席。接着他又問：“中央的體制變動，擬設總書記或增設副主席，你有何高見？”鄧小平說：“這個問題我沒有考慮。”高崗說：“我不贊成設總書記。有党的主席了，再設總書記，共產黨兩個頭，成什麼體統？天無二日嘛。我贊成設副主席，要設的話，就多設幾個。”
       在同鄧小平談話時，高崗猛烈抨擊劉少奇，說什麼“‘七大’上，劉少奇被捧得太高了。說劉少奇是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毛主席是蘇區正確路線的代表，這不是黨史上的‘二元論’嗎？不是要和毛主席分庭抗禮嗎！我看我們黨的歷史要重新評價，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那個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要重新修改！”野心勃勃的高崗竟肆無忌憚說：“你說話有分量。我是反對劉少奇做党的總書記的，他當副主席也不夠格。咱們這些大區書記要一起站出來說話，把他給搞下去。”
在原則問題上，鄧小平毫不退讓：“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他在黨內的地位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的事，是歷史形成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恐怕不適當。”
       兩人談不攏，鄧小平起身離去。從高崗那裡出來後，鄧小平覺得事關重大，便徑直去找毛澤東，彙報了高崗的情況。在鄧小平之前，陳雲已經把高崗拉攏他的事情向毛澤東做了彙報。談話結束時，毛澤東握住鄧小平的手說：“你反映的情況很重要。看來對於高崗同志的問題，是需要中央認真對待了。”
       鄧小平和陳雲向毛澤東報告高崗陰謀的舉動，成了整個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鬥爭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中央雖然發覺了高崗、饒漱石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動，但並未把它看得那麼嚴重。毛澤東聽了鄧小平和陳雲的彙報後，立刻高度重視，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同時開始削弱高崗、饒漱石的權力。後來，在解決高、饒問題的過程中，儘管鄧小平不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員，毛澤東還是對他委以重任，讓他參與了解決高饒問題的許多重大活動，比如同高、饒談話，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等。
       鄧小平參加了反對高、饒反黨聯盟鬥爭的全過程。毛澤東無疑從鄧小平對待高、饒問題的表現中，看到了他是一位“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的難得人才。在處理高、饒反黨陰謀活動問題後不久，1954年4月，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並接替饒漱石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主管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組織事務。在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擔任了黨的總書記。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