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第13期《紅旗》雜誌發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組”幾個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提出了“對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的口號。
      那麼，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恐怕除了毛澤東、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之外，沒有幾個人能說得上來。原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組到各單位領導運動這件事。
      派工作組領導運動，既有中共過去領導運動的慣例，又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集體研究，劉少奇、鄧小平還專程飛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和請示，毛澤東當時既沒有支持派工作組，也沒有反對派工作組。
      於是，在中央的會議上一致決定派工作組，這充其量不過是工作方法問題。現在，“中央文革小組”在《紅旗》雜誌的社論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組上升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度，顯然是要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主持派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以掀起更大的波瀾。
      由於8月份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級領導幹部對“文革”仍然有很大的抵觸情緒，為了進一步排除這些“阻力”，毛澤東決定將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負責人召集起來，到北京開一次會。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林彪在會上做了講話，他讚揚“文革”，創造出“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理論，為“造反派”揪鬥領導幹部拿出了依據。林彪還公開點名，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號召大家“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然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出場，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繼續攻擊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的講話雖然“火藥味”不太濃，但是卻從理論上把派工作組一事說成“錯誤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
      陳伯達在講話中，還把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一事，類比為“國民黨的‘訓政’”。
      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紛紛在發言中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批判。在會上發言的還有鄧小平在戰爭年代的老部下，曾擔任過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政治委員，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他說：“鄧小平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30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
      10月25日，毛澤東參加會議並作了正式講話。他故意輕描淡寫地說：“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是有原因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他們也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
      林彪和陳伯達的講話，是此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主題講話。會後，這兩份講話稿被大量印發，並刊登在全國各級報紙、刊物上，成為讓劉、鄧倒台的催化劑。
      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這次會議的後期，違心地作了檢查。毛澤東審閱了他倆的檢查稿，並作了批語。
      11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大院內，突然貼出很多張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大字報，稱他倆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列出一大串罪名。不久，劉少奇和鄧小平就完全失去了工作和出席任何會議的權利，離開了政治舞台。文：李民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