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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蔣介石父子的大江大海
( 2012-04-27 )



      1949年,對於蔣介石來說可謂流年不利。新年的鐘聲剛響,內外交困中的他便不得不違心地宣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總統。
      蔣介石下野回到了家鄉溪口,表面上像閑雲野鶴,游山賞水,但他並非真的退而為山野之人,只不過是由前臺轉到了幕後。這和當年袁世凱削職回項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一樣,是職退權未退,退而不休。代總統李宗仁只不過是一具空殼,要不到錢,調不動兵,命令出不了南京城。“上午,奉父命電告顧總長墨三,建議其通知劉安祺將軍,‘在未奉命令之前,暫勿撤離青島’。”蔣經國日記透露出蔣介石並沒有放權,實權還掌握在這位下野的總統手裡。
      在溪口小鎮,蔣介石架設了七部電臺,晝夜不停地作情報聯絡,繼續進行軍政遙控指揮。而國民黨黨、政、軍要員奔赴溪口請示總裁面諭的人也不絕於道。溪口小鎮取代了六朝粉黛的故都南京而成為國民黨新的政治中心,蔣介石也成為世界上最忙的“閒人”。
      且看蔣經國的日記記載:“3月1日,閻百川先生到溪口來,我奉命接他上妙高臺過夜。他同父親談他對今後黨、政、軍等改造的意見。當日,張道藩、穀正綱兩先生來溪口。”
      “3月3日上午10時到櫟社機場接張治中,彼攜李宗仁來函,商談父親對‘和平的條件和限度’之意見,並謂:‘中共雖已微開和平之門,但前途困難重重。’下午,吳禮卿先生來溪口。”
      “3月4日下午,陪同客人至仰止橋觀瀑,複經隱雪橋到第三隱潭遊二覽。本日,吳鐵城先生派李惟果來溪,轉告其望父出洋之意。”
      “3月9日,袁守謙主任帶白崇禧求見父親之函件來溪口。”
      可見,蔣介石名為下野,實則繼續遙控一切,李宗仁不過頂個名義而已。
      按照蔣介石的設想,儘管東北、華北、華東已盡為共軍所據,但他手中仍有最後一搏的本錢:70萬美械裝備的大軍、占絕對優勢的海空軍力量和“固若金湯”的長江防線。這足夠阻擋共軍南下的步伐,維繫半壁江山。
      長江,在歷史上多次大動亂的時期都成為政權相持的界河。1949年仲春,蔣介石集團仍希望它能成為阻止人民解放軍南進的天然屏障,但穩操勝券的中國共產黨人卻堅信:這一次,長江不會再成為政權相持的界河了!
      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召人民解放軍將士“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解放軍百萬雄師隨即強渡長江。蔣介石苦心經營達3個月的長江防線一夜間便崩潰了。
      眼見“首都”隨時有失陷之虞,蔣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拋開“引退”的外衣,於4月22日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召集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張群、吳忠信等一班文臣武將在杭州筧橋機場舉行緊急會議。
      會議室內氣氛緊張,蔣介石首先開口:
      “南京危在旦夕,滬寧線已被共軍切斷,大家看如何是好?”
      諸位要員互相注視着,無人發言。
      “把所有部隊,都撤到滬杭一帶,堅守淞滬。”蔣介石下令。
      會後,蔣介石心神不定地回到了溪口,時刻關注着南京的情況。事實上,這位蔣總裁心裡十分清楚:南京“失陷”不過是早晚的事。但他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也太快了。僅僅過了一天,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就佔領了南京,敲響了國民政府的喪鐘。
      得知這一噩耗的蔣介石萬念俱焚,不吃不喝,要效仿希特勒“殺身成仁”。後經蔣經國等人的苦苦相勸,才打消了自殺的念頭。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解放軍渡過長江後,一路高歌猛進,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追殲國民黨殘兵敗將,前鋒直逼蔣介石的老家溪口。
      老巢已去,溪口朝不保夕,蔣介石自然不敢久留,只好另擇“隱居”之地了。
      4月25日,蔣介石乘軍艦離開家鄉溪口,當軍艦起錨後,蔣介石才說到上海去,蔣經國聽後立即勸阻其父不能去上海,因為人民解放軍已經渡過長江,正對上海形成包圍之勢,“此時到上海去,簡直是重大冒險”。蔣經國的勸說未能奏效,蔣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到反共前線去繼續鼓吹保衛大上海,爭取英美支持。
      26日下午1時,軍艦抵達上海黃浦江的復興島。當天,蔣介石先後面見了國防部長徐永昌、參謀總長顧祝同、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參謀次長郭寄嶠、上海市政務主任谷正綱、上海市市長陳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海防衛總司令石覺、上海警備司令陳大慶等人,部署防衛。
      為了進一步鼓動反共士氣,蔣介石將住所搬到市區。蔣經國再次表示反對意見說:“時局已經這樣嚴重和緊張,市區內危險萬分,怎麼還可以搬進市區去住呢?”蔣介石生氣地說:“危險!你知道,難道我還不知道?”
      4月30日,蔣介石氣勢洶洶地趕到上海指揮部署淞滬決戰。他之所以要親自指揮淞滬戰役,“保衛”大上海,是有他的打算。蔣介石年輕時就是在上海發跡的,在這裡他得到了愛情、名氣和權力。在如今災難臨頭之際,他想到了一個瘋狂的計劃。淞滬戰役一打響,美英等國便不會再袖手旁觀,坐視國民政府敗北,所以他發誓要打好“第三次世界大戰導火線”——淞滬決戰。
      於是,蔣介石在上海集中了40多萬大軍,由心腹愛將湯恩伯率領,作最後頑抗。他如此安排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目的,就是“一旦中國大陸發生意外,可有一支可靠的軍隊隨政府遷來臺灣,免使臺灣受到親共陰謀的威脅,而以該省作為政府最後堅守與力圖復興之基地”。
      湯恩伯,蔣介石的老鄉,生於浙江武義。早年留學日本,就讀于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後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軍事教官,期間著有《步兵中隊(連)教練之研究》,博得蔣介石的賞識,自此成為蔣的心腹愛將,平步青雲,官至陸軍中將。湯恩伯打仗不怎麼樣,卻絕對效忠於蔣介石,就在不久前,他還曾將恩師陳儀準備投共一事密報蔣介石。蔣介石也正是看重此點,才將鎮守上海的重任交於他。
      蔣介石在湯恩伯的陪同下,還親自巡視了上海街頭,為部下鼓氣:
      “共產黨問題是國際問題,不是我們一國所能解決的,要解決必須依靠整個國際力量。但目前盟國美國要求我們給他一個準備時間,這個時間也不會太長,只希望我們在遠東戰場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們在上海打6個月,就算你們完成了任務,那時我們二線兵團建成了,就可以把你們換下去休息。”
      蔣校長親自坐鎮指揮,湯恩伯更是豪情萬丈,牛皮吹得震天響,揚言一定要把上海變成“第二個斯大林格勒”,並不惜血本地在市區與郊縣構成週邊、主體、核心三道陣地。其中,鋼筋水泥築成的主碉堡陣地3800個,碉堡間戰壕相連,壕溝內還可行駛吉普車,半永久性的掩體碉堡1萬多座。中央社譽為“固若金湯”。閻錫山視察陣地後,頗有信心地認為至少可以守上一年。蔣經國則稱其可與“馬其諾防線”媲美。
      5月中旬,蔣介石部署完上海決戰後,乘軍艦抵達普陀。父子二人游山時,遇一老和尚,他對蔣氏父子二人說:“寺中有一處名‘雲水堂’者,專供來此朝拜的和尚食宿之用,因為‘雲’飄來飄去,總是不斷地流向他方而不知去處的,和尚行蹤與此相類,故以雲水名堂。”蔣經國聽後感慨萬千,他在日記中寫道:“竊念豈獨和尚如雲水,世人熙來攘往,亦莫不如雲水也。韶光若白駒過隙,蹤跡若水上浮萍,今日父子相依,海上飄泊,何去何從,得毋貽‘雲水’之誚乎?”
      就在這段時間,國共在上海的殊死戰鬥開始了,從華盛頓傳來的消息卻越來越令人失望:美國不會繼續捲入中國內戰。蔣介石這才突然醒悟:“淞滬決戰已經沒有意義了。”
      5月25日,解放軍佔領上海,湯恩伯的幾十萬精銳部隊被消滅殆盡。
      上海失守,“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蔣經國在日記中描繪道:“國事不堪設想,只有向天禱告,保護我父的安全和健康。”
      思之良久,蔣氏父子“打消遁跡遠隱之意”,決計去臺灣重振“復興大業”。5月底,蔣氏父子飛抵臺灣,先後就住于陽明山(原名草山,因蔣介石推崇明朝哲學家王陽明,乃將草山改名為陽明山)和高雄壽山。“今晨在臺北拜訪吳稚暉老先生後,即登機飛岡山,途中遇大風雨,下午1時抵達。傍晚隨父視察高雄要塞,登壽山嶺視察形勢,西為左營軍港,南為高雄商淮,壯麗雄峻,誠不愧高雄之稱。”蔣經國寫道。
      初到臺灣期間,蔣氏父子的心情受大陸敗局的影響,一直很頹喪。煩悶之余,蔣氏父子開始擬定防颱計劃,以舟山、馬祖、金門澎湖一線為前哨,並確定今後以臺灣防務為第一。蔣經國在日記中是這樣描寫自己的心情:“昨夜月色澄朗,在住宅前靜坐觀賞。海天無際,白雲蒼狗,變幻無常,遙念故鄉,深感流亡之苦。夜中夢見溪口住屋被共軍所焚,而先祖母與先母墳墓亦被掘毀,驚呼而醒,不知是何征兆也。”
      儘管此時的蔣介石處境艱難,但他對一個中國仍很堅守。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近來臺灣地位問題,以及聯合國託管的謠言,甚囂塵上。父親對此有其堅決的主張與立場。‘英、美恐我不能固守臺灣,為共軍奪取而入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南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而英則在幕後積極慫恿,以間接加強其香港聲勢。對此一問題最足顧慮,故對美應有堅決表示,余必死守臺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決不能交歸盟國。如彼願助我力量共同防衛,則不拒絕。’”
      “父親接獲我駐日本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略稱‘盟總對於臺灣軍事頗為顧慮,並有將臺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父親極為憂慮,立即複電,請該團負責人就此事與麥克阿瑟元帥詳談,並鄭重申說我政府之立場與父親之態度以及對麥帥之期望。並指示談話要點如次:‘(一)臺灣移歸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實際上為中國政府無法接受之辦法,因為此種辦法,違反中國國民心理,尤與中正本人自開羅會議爭回台、澎之一貫努力與立場,根本相反。(二)臺灣很可能在短期內成為中國反共力量之新的政治希望,因為臺灣迄無共黨力量之滲入,而且其地理位置,今後政治防疫工作亦較易徹底成功。(三)美國政府即令單從實際的利害上考慮,亦決不能承認中共政權,因為承認中共,決不能化中共為狄托,亦不能範圍中共的行動。美國於一九四五年曾經拋棄在倫敦之波蘭合法政府,承認蘇聯所製造控制之波蘭政府,其結果只鞏固了波共政權,毀滅了波蘭反共力量。此事可為殷鑒。至於中國政府,無論在大陸與海島,皆有其廣大根據地,與中共持久作戰到底,決不會成為類似倫敦波蘭政府之流亡政府,余敢斷言。(四)基於以上考慮,余及中國政府深盼麥帥本其在東亞盟國統帥之立場,以其對於赤禍與東亞前途之關係,極力主張兩事:甲、美國政府決不考慮承認中共政權,並應本其領導國際之地位與力量,防阻他國承認。乙、美國政府應採取積極態度,協助中國反共力量,並應協助我政府確保臺灣,使成為一種新的政治希望。’父親之如此公忠謀國,我想任何歷史家都不能否認的。”
      蔣介石父子離開高雄,飛抵桃園,轉至大溪。大溪鎮有山有溪,風景與氣氛很像家鄉溪口,氣候也比較涼爽,蔣經國“一夜安睡,精神更覺愉快。晨起,至溪邊公園散步。”
      “上午9時,隨父離大溪,10時到臺北,參加東南區軍事會議。今日遷居草山。下午,父親訪吳稚暉先生。彼雖八六高齡,而談吐自若,對政治、經濟、外交等等之觀察研究。皆能深入毫芒,決非任何人所可及,而其詼諧取譬,尤能引人入勝,敬仰無已。見稚老後,父親決定‘總裁辦公室’之設置。上午10時,整理黨務會議開會,討論黨的改造方案,直至下午2時30分方畢。父親力主本党的性質應為‘革命’,政黨一面不能純粹為‘民主’政黨,方案大體已定,複決定‘總裁辦公室’組織大鋼。父親認為:‘此時一切必須以重新做起為要旨;尤其着重於一點,即由小處做起,不必為外物與現狀所眩惑。故對於各事應以制度與人事為根本要圖,不必斤斤計較一時之得失與成效。’”
      蔣介石為了挽回敗局,仍在軍事上作垂死掙扎。蔣經國寫道:“贛南及福州的軍事情況已日漸緊張,共軍可能于短期內南犯。我軍之頹勢已難挽回,無法阻止共軍之進攻。本日李宗仁和閻院長百川聯電父親,堅請蒞穗主持大局。李此時對內對外已深感束手無策了。”
      7月22日,蔣介石父子乘船抵廈門,翌日召見湯恩伯及福建省主席朱一民,並主持軍事會議,決定建立以臺灣為中心的東南長官公署,以陳誠為長官。該機構於8月15日成立。同時決定守住福州,鞏固臺灣,支持到明年春天。但是,部署歸部署,行動歸行動,不堪一擊的福州守軍朱紹良部6萬余人,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凌厲攻勢下潰不成軍。8月17日,人民解放軍佔領福州。
      毫無疑問,失敗已成定局,誰也挽救不了國民黨的命運。
      且看國民黨在其他戰場的敗績:
      7月,盤踞陝西的國民黨軍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殲,殘部退入川北、川東地區。
      8月4日,“華中剿總”副總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和國民黨軍第1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在長沙起義。
      9月,盤踞青海、寧夏的馬步芳、馬鴻逵部全軍覆沒。隨後新疆和平解放,蔣介石又丟掉了西北戰場。
      ……
      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看着自己的對手站在象征中華民族形象的天安門城樓之上,用湖南味十足的鄉土話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蔣介石心中當然不是滋味。
      當晚,蔣介石久久不能入睡,反復調換着收音機頻率。儘管收音機裡雜音很大,但他還是耐着性子聽着,這時收音機裡報導了一則北京破獲一起國民黨特務破壞開國盛典的消息:“陰謀在人民政協開會期間進行搗亂活動的國民黨反動派特務分子木劍青,於20日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該犯為國民黨中統局特務,化名王建坤,於9月2日來京……經北京市公安局連日偵審,特務匪犯木劍青已初步供出該案為國民黨中統局有計劃之搗亂活動……”
      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再次落空,一股無明火直躥上腦門,不由得大發雷霆,“一群廢物!”罵得身邊的人半天沒敢吱聲。
      “10.1”一過,國民黨當局的日子頓覺難過。10月6日,中秋之夜,廈門告急,蔣介石從基隆港趕到鼓浪嶼,以求保住面對臺灣、金門的大陸前沿陣地。下午4時左右,他的座艦“華聯號”還未靠岸,已經聽到前方隆隆的炮聲,嚇得不敢久留,只是在座艦上召集團長以上軍官訓話。晚上8時就離開廈門而去。10天后,解放軍經激烈的戰鬥消滅未逃走的蔣軍後開進廈門市。
      蔣介石離開廈門,同時接到南面廣州、北面舟山告急的報告,10月11日飛臨定海,見舟山已成孤立之勢,周圍島嶼大部被解放軍佔領,進攻定海已成定局。蔣介石改變原來死守舟山、等待死亡的戰略,數月後就把舟山守軍撤往臺灣。
      蔣介石在臺灣親自坐鎮指揮,他要把臺灣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最後一塊陣地。所以,蔣介石要儘量將有生力量撤往臺灣,確保臺灣不被解放軍攻佔。
      忙忙碌碌中,蔣介石迎來了他63歲生日。
      名人避壽,就是在生日的那一天,主人要離家出走,不接受親朋好友的祝賀。這種風俗不知起於何時,清朝時已開始盛行。蔣介石也不能免俗,曾多次避壽。
      1949年11月5日,是蔣介石63歲的農曆生日。此時,國民黨軍主力已被消滅殆盡,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已正式宣告成立了。
      “金陵王氣黯然收,一片降幡出石頭”。眾叛親離的蔣介石如喪家之犬惶惶然逃到臺灣,“總統”職位尚未恢復,其處境之狼狽,心情之沮喪,是難於言表的。他決定以避壽為名,去臺灣名勝阿里山一遊,以寬慰百結之愁腸。
      11月4日上午9時,蔣介石身穿深灰色長袍、黑呢子馬褂,頭戴舊式禮帽,面帶倦容,心事重重地走下陽明山(原名草山,蔣介石認為有“落草為寇”之嫌,改為陽明山),飛往嘉義,然後轉乘森林鐵路專車登山。
      下午1時許,蔣介石一行到達阿里山。蔣經國對前來迎接的阿里山林場場長說:“‘總統’年逾花甲,到阿里山上來一方面是為避壽;一方面也是為找個幽靜的地方好好休息兩天,同時看看阿里山風光。”
      11月5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為父親六三華誕,阿里山上天氣晴朗。凌晨3時30分起身,向父行禮祝壽後,即隨父在月光下步行,複蜿蜒登祝山。明月高照,清光無極,如入水晶世界,美麗無比,難以筆墨形容。自住所至祝山徒步8華里。父親直行至山頂,毫無倦意。5時20分在山頂遠望,正落月西沉,東方發白,相映成趣,曆半小時,旭日初升,鮮豔奪目,紅光漸滿大地,似從新高山山巔騰空而上也。父親東向肅立,對天地禱告,隨員亦在祝山向父祝壽。旋回阿里山寓所。”
      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沮喪地寫道:“本日為余63歲初度生日,即將過去之一年,實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
      11月6日大清早,蔣介石一行便匆匆下山,返回臺北。
      在此期間,人民解放軍於10月14日佔領廣州,西北和貴州、廣西也先後解放,蔣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到四川、西康一線。“國民政府”再遷重慶,把西南作為最後掙扎之地。
      11月14日,蔣介石飛到重慶,只見軍情一片混亂,根本無法阻擋解放軍的進攻。為挽回敗局,蔣介石召見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軍政要員,密謀固守西南。蔣介石說:“必須保住西南地區,作為復興基地,將來才能與臺灣及沿海島嶼相配合,進行反攻。”
      毛澤東早已明察蔣介石的意圖,命令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統率60萬解放大軍,從東、南、北三個方向包圍西南諸敵,並力求全殲胡宗南集團於國境線之內。
      11月29日解放軍兵臨重慶城郊,國民黨政府再遷成都。當時因為逃跑,重慶城內慌亂不堪,蔣介石在逃往機場途中,車隊數次被堵,最後不得不步行前往,午夜才趕到白市驛機場,當夜只好在專機上過夜。蔣經國在日記中是這樣描寫的:“前方戰況猛烈,情勢危急,重慶已被包圍。而父親遲遲不肯離渝,其對革命的責任心與決心,感人之深,實難筆墨形容。10時,林園後面已槍聲大作,我只好向父告實情希望早離此危險地區。同時羅廣文自前線回來報告,知其軍力已披共軍擊散。而周圍各兵工廠爆炸之聲又四起,連續不絕。此時山洞林園前,汽車擁擠,路不通行,混亂嘈雜,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決定赴機場宿營。途中為車輛阻塞者三次,無法前進。父親不得已,乃下車步行,通過後改乘吉普車前進,午夜即時達機場,即登美齡號專機夜宿。”
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帶着從廣州來渝還不到50天的“國民政府”,匆匆乘飛機逃往成都。
      重慶既失,成都已無險可守,蔣軍兵敗,勢如山倒。那些早就不願為蔣介石賣命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爭先恐後與解放軍接觸,聯繫起義事項。雲南的盧漢和川康的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王伯勳等相繼起義。國民黨各部起義高潮迭起,解放軍推進日行幾百里。
      12月10日,蔣介石在蔣經國的陪同下,離開已經守不住的成都城。臨行前,這位國民黨總裁三次接見從漢中趕來的胡宗南,要其打完、打好最後一仗,守住國民黨在祖國大陸的最後大都市。要不是蔣介石逃得快,恐怕又一件西安事變將在成都上演。因為12月10日,已經起義的雲南省主席盧漢給在成都的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發電,要求劉文輝會同四川將領將蔣介石扣留。此時,蔣介石的侍衛人員發現軍校附近有可疑人物出現,侍衛副官党春明緊急向蔣介石報告,建議道:“情況危急,還是從後門走吧。”
      蔣介石惱火地說:“我是從前門進來的,還是從前門出去,看他劉文輝能把我怎樣。”
      在蔣經國與黨春明等人的護衛下,蔣介石乘車直奔鳳凰山機場。下午2時,在解放軍隆隆的炮聲中,目睹“確保大西南”方針沒有任何希望的蔣介石冒着初冬淒冷的寒風,一頭鑽進“美齡”號專機,從成都鳳凰山軍用機場倉皇起飛……
      4個小時後,“美齡”號飛至臺灣上空。蔣介石黯然無語,心中倉皇無比。想到一旦逃離大陸,喪師失地,臺灣也將不保,更覺滿懷淒涼。
      蔣介石只要再待幾個小時,他恐怕就別想離開大陸了。蔣經國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記中對此有所記載:“今晨,渝昆電訊複通,而第一封電報卻是盧漢拍致劉文輝的,要劉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父親,期向共軍戴罪圖功。”
      “父親返台之日,即劉文輝、鄧錫侯公開通電附共之時。此次身臨虎穴,比西安事變時尤為危險,禍福之間,不容一發。記之,心有余悸也。”

      本文摘自《台海風雲:海峽兩岸重大事件全景紀實》,李立着,九州出版社,2011.11
      資料來源:星島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