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亭1867年出生在上海浦東三林塘一帶的貧窮家庭，祖輩從黃浦江發源地湖州苕溪白龍山遷徙而來，落腳於鄉村之間，舉目農桑，甚至沒有原籍太湖南岸山明水秀、人傑地靈的歷史傳統。時勢造化，天道酬勤，命運隨着尋找機遇的眼光而去。
      自從英國兵艦沖入長江口，一個早先不為人知的漁埠開始發跡，而成了人們口中語意不詳的“上海灘”。彈丸之地，黃浦江西側的一條街，歐風東漸，矗立起大片建築，號稱萬國博覽的“外灘”，開光面水，腹背租界割據，入晚霓彩十色，“不夜城”一片炫耀。晚清政府腐敗無能亦無奈，海隅不毛之地與人簽約換些銀兩充用，“我先得利，你再獲利”，未嘗不是一種尊重洋務的開放姿態。於民而言，十裡洋場的就業需求，冒險家聞訊從內地蜂擁博弈而至，浦江兩岸近鄰者自然捷足先登。王一亭的八字從此改寫，他歷經沒有工資、只管吃住的學徒生涯，因為循規蹈矩、聰明乖巧而被提拔“跑街先生”接洽業務，可以獲得老闆的盈利提成，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城市遊民，能立足花花世界，一方面得力於早年家教的國學基礎和外來語言的會話修養，另一方面似乎也得助于天庭飽滿、地廓方圓的堂堂儀錶。
      王一亭為人誠懇，研詩習文得拜當時名儒為師，在“慎余錢莊”學徒滿師，獲主人家延請畫家徐小倉與之相識，同時被推薦到“恒泰錢莊”升職。徐小倉為當年大畫家任伯年的入室弟子，其人有清初江西丹青高手閔貞人物畫傳承的獨到家數。王一亭得此善待，繪事漸進。多年以後曾題詩徐小倉《梨園冊頁》可證：“休將舞袖笑郎當，指點人間盡戲場。世態皆憎真面目，故塗粉墨改衣裳。”
      王一亭與東家公子交好，又勤奮持重，生意場上近悅遠來，隨後升任經營“沙船”的業務經理，按部就班，熟能生巧，在時間上比較寬裕，加上經濟報酬的優厚，“溫飽思淫樂”產生的動力，被王一亭化解到了從小就孜孜以求的中國文人士大夫“游于藝”的軌道上，樂此不疲，如魚得水。
      “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吉人自有天相，也存苦心。王一亭經常駐足上海著名的裝裱老號“怡春堂”，這裡天天鮮活上牆的大幅小幀等於畫展，任伯年（１８４０－１８９６）畫名居高，在這裡可以得到最簡單明確的注解。畫貫中西的徐悲鴻在《任伯年評傳》中記述王一亭與任伯年的恩遇：“早歲習商，居近一裱畫肆，因得見任伯年畫而愛之，輒仿其作，一日為任伯年所見，蒙其獎譽，遂自述私淑之誠，伯年納為弟子焉。”言外之意，鏘鏘三人行，當有曾經，而非風馬牛。
      日本以商船服務形式躋身中國，基於兩個現實，一是西方列強瓜分佔領為先，二是《馬關條約》的簽訂之後。這樣中國沿海沿江地區就成了資源貧乏、市場緊縮的日本商業大肆進入的近水樓臺，日商競爭對手眾多，有英商怡和、太古洋行、瑞記洋行、美最時洋行、鴻安洋行和本土的輪船招商局，東洋人首先從自身兼併開始，上下其手，形成規模，低價攬客，拉攏中方人員入伙，漸漸爭得市場主動。1907年，三十歲的王一亭出任大型國際航運日清公司在華的買辦，這一廣受矚目的位置，另一個落選的競爭者是上海灘赫赫有名的“阿德哥”虞洽卿。王一亭的總代理辦公室設在外白渡橋堍南岸黃浦灘路（今中山東一路）5號，辦公室兼畫室，商儒同行，公私皆顧，日商喜于業績，從不干涉文雅。另外代理範圍漸大，經手銀兩甚巨，回籠委託方有間隙週期，王一亭充分發揮老本行手段，儘量解款到知根知底、更有需求的錢莊，獲取利息和安全存放兩不誤，日商居然樂觀其成。
      王一亭自入任伯年門牆，畫技煥然，別具面貌。此時全國名流紛紛搶灘滄海橫流的商品社會，以尋找發達城市經濟的支撐，王一亭主業興旺，春風得意，閑走藝林，馬首是瞻。上海自從成為“洋務運動”的中心，金融工商業得到長足的發展，而趨之若鶩的文藝、傳媒、表演、出版等業，被稱國中“半壁江山”，活躍其中的書畫業成了引領大江南北詩人墨客的符號。
王一亭曾涉足航運、金融、保險、地產、電力、食品等仲介和實業，躋身清末上海大實業家之列，並接受孫中山先生革命觀念，傾心共和，率先加入同盟會，光復後歷任上海交通部長、工商總長，曾集資九十一萬金資助義軍，義無反顧地加入“二次革命”，支持上海獨立失敗後，被捲土重來的袁世凱通緝，王一亭盛名在外，消失在英租界而得以躲避，但從此聲明退出政界，孝母事佛，購得南市（今小南門喬家路113號）前朝大戶亭台花圃蓮池，設佛堂、鶴亭、書齋、畫室，定名“梓園”，潛心書畫。       
留心觀察王一亭的書畫界地位，對於研究所謂“海上畫派”的形成與否不無裨益。任何一個畫派的形成，無非相對的地理範圍、書畫精神、規模聯動、市場效應。上海從前轄歸江蘇，元明以降，太湖東南輻射，有一代巨手趙孟眺和董其昌，崇尚文人化傾向的“南派”，書畫詩文風流，流風所及漸有“華亭派”、“常州派”、“虞山派”、“婁東派”等等，在篆刻一道，原有“皖派”和“浙派”，漸次互為浸淫各標一格，及至上海開埠，趙之謙雖未涉足，然而氣韻風範得諸公認，而有本地“四任”(任熊、任薰、任頤、任預)、虛谷、蒲華等名家，其中以任頤(字伯年)為領軍，他詩文並舉，尤擅人物、花鳥畫。任伯年長吳昌碩四歲，英雄所見，惺惺相惜，吳尊任為師，其實同道密友，從任伯年幾幅為吳昌碩造像的題款上，可以看出關係非同一般。但是吳昌碩（１８４４－１９２７）筆路另有所取，任伯年名大壽小，而吳昌碩遲遲不入滬上，只在傳統的書畫中心姑蘇一帶徜徉，王一亭慧眼識得泰山，奉書拜請。吳昌碩知重而疑慮，讓弟子趙子雲來滬一試鋒芒。客主交歡於市場，半年後攜款歸告恩師，吳昌碩大喜，闔家移居滬上，已屆六十有八。著名掌故軼聞家鄭逸梅記載：“當時昌碩敦促子雲到上海鬻藝，是含試探性質的，先鋒隊去了很順利，他老人家的大軍也就長驅直入了。”如果說真有個“海上畫派”，那麼任伯年和吳昌碩無疑是中心，而王一亭肯定是樞紐，徐悲鴻說過：任伯年為仇英以後一人而已。這似乎在側重稱讚任伯年畫面的寫生能力，其實任伯年的詩文、筆墨修養也遠勝過出身畫工的仇英。吳昌碩確有類于趙之謙大多取材花卉、以書法、篆刻的精神入畫傾向，設色豔麗而呈現民間吉祥特色。徐邦達先生在《中國繪畫史圖錄》一書中曾說：“用鮮豔的色彩來配合放逸的筆法，繼承但又超出了陳淳、徐渭以來粗筆花卉的傳統。”但作為一代能影響當時主流集大成的吳昌碩而言，上海何苦為限制發揚光大、自囿派別的一隅。後起的 “四絕”書畫大家兼大壽的齊白石有詩：“青藤雪個遠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我欲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 “三百石印富翁”取法若此，而“海上畫派”所謂人才輩出，卻沒有發現藝術整體超過不屬於“海上畫派”的齊白石，這就把“海上畫派”推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是大框架自動縮小，另一方面是高起點漸次而低。記得一代高手程十發先生說過一句斬釘截鐵而又意味深長的話：“海派”無派。
      文人確有相輕之事，卻不失相重之道，胸襟氣度來自於器宇秉性，也來自于學識素養，知道筆墨修煉艱苦的人容易“識貨”而生敬畏之心。王一亭對於吳昌碩的到來振臂一呼，上海灘掌聲雷動。在辛亥革命的當年，王朝顛覆，名家四散，不得不讚歎上海藝術書畫界的空氣純淨，具有海納百川、兼收並蓄之功。吳昌碩老人的身影，映照着天下躍躍欲試的新秀。張大千弟兄倆後來也客居上海，展露鋒芒，大千居士曾回顧有記：“予弱冠旅春申，從學于農髯、李梅庵（注：“南曾北李”皆居上海）兩夫子，獲識海上文藝名家。時有豫園書畫善會，募集名流書畫以賑濟貧困，每值展覽，必見元氣淋漓、剛健灑脫之巨幛，撼人心目，皆出吳興一亭王震先生手筆，心儀無已。嗣隨先兄善孖與會，得親謦咳，乃深悉其為人而益重之。” 
      任何偉人，總有當初。吳昌碩新來乍到，不可能迅速改變市場份額，本地書畫名家無處不在。深陷共和革命的王一亭，時不時會讓人悄悄購入缶老的作品，並一手安排全新寬裕的住所。他知道：書畫家不能有後顧之憂，有衣食之苦的藝術家容易夭折。王一亭認准了吳昌碩的意義，他有着一般書畫家非同尋常的法眼，有一般人不具有的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以及市場判斷。星雲際遇，求之不得。一方霸主，拱手懇請貴賓上座，行則讓前，坐則下首，言則稱師。王一亭以一般書畫家不能具備的胸懷氣魄，感動了“衰年變法”的一代書畫大師吳昌碩。不知王一亭退出政治，是不是老天存心安排，因為一場由吳昌碩和王一亭主導的書畫界革命也將在上海攤開並輻射全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