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中共“四大”、“五大”選出的總書記。在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對國民政府採取退讓政策，中共稱其“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到失敗”。1927年，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撤銷了總書記的職務。其後，陳獨秀對中共的“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接受託派路線，即堅持城市為中心的國民會議運動和工人運動，反對農村武裝鬥爭，並在黨內建立託派組織。1929年11月，陳獨秀被中共開除出黨。
      當年12月，他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共和紅軍。同時，他在上海建立託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託派觀點。1932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他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政府逮捕。
入獄後，陳獨秀一直堅持反日、反國民黨的立場，拒不認罪。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共開始合作抗日，國內一片抗戰輿論，國民黨在“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壓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釋放了陳獨秀。國民政府為了保全面子，在宣告陳獨秀減刑釋放的內部“指令”、“訓令”和公布的“明令”中，都強調陳獨秀“愛國情殷，深自悔悟”。
      陳出獄後發表聲明表示：“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
      陳獨秀出獄後，面對祖國危亡的嚴重形勢，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由打倒國民黨轉變為“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他在南京、武漢多次發表文章，宣傳抗戰，提出“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各黨派“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
      (二)由反對國共合作轉變為擁護國共合作。出獄後，陳獨秀兩次主動找到當時在南京籌備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博古，表示“讚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無疑是一個180度的大轉變。託派健將羅漢主動為陳獨秀與中共重新合作而奔走，他在葉劍英的建議下，親自奔赴延安，但被山洪阻於西安。
      經羅漢電報聯絡，中共中央誤認為陳獨秀要回到黨內，毛澤東、張聞天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提出三個條件，要求陳：(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託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託派組織脫離，承認過去加入託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陳獨秀得知三個條件後，十分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儘管如此，當時中共中央與陳獨秀之間，的確出現了可以溝通的氣氛。
      從當時陳獨秀發表的文章看，在抗日問題上他與中共合作是可能的，但讓他擁護中共的全部“革命路線”，包括回到中共黨內，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陳獨秀的思想深處仍堅持“城市中心論”的觀念，看不起游擊隊和農村抗日根據地，不承認中共是無產階級政黨，譏笑毛澤東思想是“山上的馬克思主義”。
      正在此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正、副團長的王明和康生從莫斯科回來了，把當時蘇聯正在嚴厲鎮壓託派的狂風帶到延安，又把前一年他們在巴黎《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地誣陷中國託派和陳獨秀是“漢奸”的文件帶回國內，誣陷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特務機關領取津貼的“日本間諜”和“漢奸”，並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雜誌上公開散布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此舉在社會各界引起共鳴和強烈抗議，嚴重影響了中共的威望。陳獨秀認為這是中共中央的意見，便發表公開信反擊，言辭激烈。從此，陳獨秀與中共的關係就徹底決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