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中共決裂之謎
( 2012-04-06 )
陳獨秀是中共“四大”、“五大”選出的總書記。在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對國民政府採取退讓政策,中共稱其“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到失敗”。1927年,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撤銷了總書記的職務。其後,陳獨秀對中共的“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接受託派路線,即堅持城市為中心的國民會議運動和工人運動,反對農村武裝鬥爭,並在黨內建立託派組織。1929年11月,陳獨秀被中共開除出黨。
當年12月,他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共和紅軍。同時,他在上海建立託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託派觀點。1932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他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政府逮捕。
入獄後,陳獨秀一直堅持反日、反國民黨的立場,拒不認罪。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共開始合作抗日,國內一片抗戰輿論,國民黨在“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壓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釋放了陳獨秀。國民政府為了保全面子,在宣告陳獨秀減刑釋放的內部“指令”、“訓令”和公布的“明令”中,都強調陳獨秀“愛國情殷,深自悔悟”。
陳出獄後發表聲明表示:“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
陳獨秀出獄後,面對祖國危亡的嚴重形勢,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由打倒國民黨轉變為“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他在南京、武漢多次發表文章,宣傳抗戰,提出“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各黨派“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
(二)由反對國共合作轉變為擁護國共合作。出獄後,陳獨秀兩次主動找到當時在南京籌備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博古,表示“讚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無疑是一個180度的大轉變。託派健將羅漢主動為陳獨秀與中共重新合作而奔走,他在葉劍英的建議下,親自奔赴延安,但被山洪阻於西安。
經羅漢電報聯絡,中共中央誤認為陳獨秀要回到黨內,毛澤東、張聞天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提出三個條件,要求陳:(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託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託派組織脫離,承認過去加入託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陳獨秀得知三個條件後,十分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儘管如此,當時中共中央與陳獨秀之間,的確出現了可以溝通的氣氛。
從當時陳獨秀發表的文章看,在抗日問題上他與中共合作是可能的,但讓他擁護中共的全部“革命路線”,包括回到中共黨內,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陳獨秀的思想深處仍堅持“城市中心論”的觀念,看不起游擊隊和農村抗日根據地,不承認中共是無產階級政黨,譏笑毛澤東思想是“山上的馬克思主義”。
正在此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正、副團長的王明和康生從莫斯科回來了,把當時蘇聯正在嚴厲鎮壓託派的狂風帶到延安,又把前一年他們在巴黎《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地誣陷中國託派和陳獨秀是“漢奸”的文件帶回國內,誣陷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特務機關領取津貼的“日本間諜”和“漢奸”,並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雜誌上公開散布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此舉在社會各界引起共鳴和強烈抗議,嚴重影響了中共的威望。陳獨秀認為這是中共中央的意見,便發表公開信反擊,言辭激烈。從此,陳獨秀與中共的關係就徹底決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