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歷史，凡是竭力恭維過毛澤東的人幾乎都未能善終，例如，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說的劉少奇，首次提出“要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口號的陶鑄，均被毛關死在陰暗潮濕的地下牢獄之中，首次提出“萬壽無疆”的林彪則命喪天涯。文人的例子就更多得不勝枚舉，不一而足。
      類似的情形還有郭沫若，從開始就把自己擺在詞臣的位子上，但在毛面前，他將感情與原則混在一起，總是誠惶誠恐，完全失去了自我人格。因此，毛發動的歷次整人運動，他都緊緊跟隨，從反胡風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時甚至比毛都走得還遠。毛說要百花齊放，他就為一百種花寫了一百首詩；毛喜歡李白，他就專門寫了一本《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大風卷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當作杜是大地主的證據，令人讀之哭笑不得。他對毛極盡歌功頌德，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沒有覺悟。
      他病重期間，還把家人叫到身邊，要他們記下他的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我死後，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這段遺囑，可以解釋他一生中的行為。盲從的信仰鑄成了他晚年的悲劇，一位具有曠世奇才的詩人兼文學大家在其後半生被徹底扭曲了人格，文才被徹底毀了，再也寫不出當年的美麗詩文。
      如今，回望兩位文化大師，胡適始終是一個人，在權勢面前從來沒有失去尊嚴，形象越來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雖然很高，人格上卻顯得像個侏儒，這讓我想起他寫作《女神》和《屈原》時的風姿，實在令人為他的晚年失節而扼腕歎息！總結兩位先輩學者的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反省：讀書人怎能失去自己的良知、尊嚴和人格？
扣問良知，中國讀書人的自省
      《孟子》有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體現了儒家思想所宣導的“自省吾身”的一種人性境界。今天，我們再讀當年的愚昧頌詞時，或許會感覺到，當年的一大批知識份子雖然把人類最美好的詞語拿來相互組合，但內心的那份生態憂鬱還是從干癟的文字中流露出來。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李廣田被調往雲南大學當副任校長。1956年他被選為“八大”候補代表，出席中共八大。1957年擔任雲南大學校長，雖然在這一年發生了中國文化史上最恥辱的“反右”一幕，但李廣田並沒有受到衝擊，相反，他步入自己人生最輝煌的時期。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到處呈現鶯歌燕舞的景象。官方控制的媒體把自己的宣傳功能發揮到最大化，整天喋喋不休地渲染“大躍進”的成果。還有各地的報告會、交流會、表彰會等，一個接一個，都在鼓噪相同的主題。虛假的現象漫延開來，構成人類有文明史以來空前的說謊奇觀，中國進入到一個令人迷惑的魔陣。各類文人也紛紛抵制不住內心的激情，用他們最擅長的筆謳歌起救世主的偉大來。稱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的“父親”的李廣田就是這樣寫下了《他在各處行走》。
      然而，李廣田稱毛澤東是“父親”，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就在寫完“父親”的頌歌後不久，他帶領雲南大學的學生參加了大煉鋼鐵與農村生產勞動。在這個過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大躍進”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於是知識份子的使命感湧向心頭，他又大膽地提出了許多異議。這個時候，有人就開始整理他的材料，隨之噩運從天而降，在中國流年不利的1959年他被增補為右派，由雲南大學校長降為副校長。
      那年那月，文革伊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阿詩瑪》成了李廣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他被監禁起來，遭受嚴刑拷問：本來阿詩瑪和阿黑在傳說中是兄妹關係，可為什麼要把他們修改為男女的情愛關係呢，這不是在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嗎? 還有，阿黑射了一箭，高山就崩裂，岩石就讓路，河水還要倒流，駿馬還會銜花去報信，這不是宣揚超人嗎? 中國沒有超人，如果有的話，只有一個，那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當然鬥爭會不是藝術討論會，縱使李廣田有七八張嘴，也不能將心裏的話向這些“家丁們”說清楚。
      於是，他被人扭胳膊，拉上臺去批鬥，他的脖子上掛上沉重的大牌子，在陣陣口號聲中被拖出去遊街示眾，他在成千上萬人的注目下被罰跪，被拳打腳踢，一個知識份子的顏面被徹底掃蕩，在全國各地暴虐知識份子的狂潮中，李廣田萬般無奈，也只好向他寫了無數詩文予以歌頌的土地告別：“再見，再見，這一別將永無再見之一日！”
    是啊，書寫歷史的標點全是問號，歷史的幕後故事全是驚嘆號。
      從此，李廣田對偶像冠以“父親”的歌頌，也就成了“紅太陽頌”的歷史絕唱。在漫長的人生路途中，李廣田與同代其他知識份子一樣，也歷經了人生的許多大喜大悲、許多坎坷曲折，或許這不能不使他在書寫自己悲劇命運的同時，也從無情的流水年華中去思考人的命運，尤其是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客觀上，李廣田們通過自己的死，引起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對自己生存狀態的反思。
      揮不去的是記憶，留不住的是年華。在宏闊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文人的“折腰”已形成了一個文化生態鏈。我們在回顧李廣田先生的慘死遭遇時，如果將他放到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大環境中，或可看到那年那月，左傾思潮不斷膨脹的時期，這一人格悲劇的必然，亦如同一座時代大鐘，或可返回到起點，但已不是昨天。
      《詩經》雲：“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這句話說得實在醒世！歷史本身就是一面“殷鏡”，離我們並不遙遠，當拂去表面的塵埃，那些淡出的影像就會重新清晰地映入我們的眼簾，李廣田們的現代人生悲劇似可永遠引為後世之誡，不會因為朝代更迭，歲月變遷，時光流逝而失去其鑒！

      作者：桑宜川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