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我參加了在市中心瑞德畫廊的西門菲沙大學（SFU）新願景（SFU vision）的啟動典禮， SFU的新口號是“與世界互動”（Engaging the World），國際化是新願景中的一大重點。不久之後我又參加了主管對外事務的副校長召集的圓桌會議，討論今年秋天SFU代表團出訪中國的計劃，各學院科系都有領導和教授參加。看來，中國真的越來越有吸引力。
      SFU與中國的關係其實源遠流長。早在1980年代初，SFU當時的校長，也是迄今為止任期最長的校長比爾．賽維爾（Bill Saywell, SFU president, 1983-1993）就應中國政府的要求，開始尋求與中國高校的合作關係。賽維爾校長是專治中國歷史的教授，曾任加拿大駐華首席領事及文化參贊。
      在他的積極推動下，SFU於1983年首派代表出訪中國，並於1980年代中期開始在吉林大學設置了田間學校（field school）。
      1992年，中國政府成立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其時，曾於1987至1990年出任加拿大駐華大使的杜藹禮博士（Earl Drake）帶領SFU的專家學者，成為這個由中外方高層人士與權威專家組成的高級國際咨詢機構的主要參與者。這種密切參與的關係一直延續二十年至今。
      近十年來，SFU陸續與浙江大學、清華大學、 中國傳媒大學建立學生交換關係，並在浙大設立了電腦科學、機械科學雙學位，包括本科和研究生。這些項目的學生畢業，可以拿到兩個學校的學位。
      SFU的強項專業，如電腦科學、環境科學、商學、傳媒，與犯罪學都已經在大陸高校中享有盛譽。而SFU作為《麥克琳》雜誌（Maclean's）評選出的加拿大高校排名榜上連續九年綜合類大學第一名，也逐漸得到國際學生的青睞。
      SFU本科生中大陸學生從2007年的740人逐年遞增到2011年的2503人，研究生也從202人增加到245人。2011年國際學生占本科生總數的16.7%，而59.9%的國際學生來自中國。
      同樣，在占研究生總數（1065人）的23.1%的國際學生中，23%是來自中國。
      正是基於以上的歷史與現實，去年七月，安德魯．派特校長（Andrew Petter）一上任就立即訪問中國，並在北京與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簽訂了備忘錄。雙方將為優秀的研究生提供資助和方便。
      作為一個研究和教授中國文化的學者，也是留學教育的受益者，我當然十分高興看到這些新發展，而且也希望在其中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SFU目前雖然還沒有一個像UBC亞洲研究系和亞洲研究中心那樣完整的專門研究中國及亞洲問題的機構，但這些年來已陸續招聘很多與中國研究有關的專家教授。
      我熟悉的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就有傳媒系的趙月枝教授、考古系的楊東亞教授、人類學系的楊潔教授、歷史系的周傑榮教授（Jeremy Brown），人文系的高保羅教授（Paul Crowe）等。
      當然還有我不太瞭解的科學院、教育學院和商學院等處任職的優秀的教授們，他們大多是學成的前國際學生，目前成為各自領域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