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田畫像

      李廣田先生已經駕鶴遠去，彈指間有四十多年了。如今他與那些倍受磨難的上一代文人學者一道，早已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帶走了他們曾經發出過的報國之音，曾經有過的滿腔熱情，曾經甘願為了主義去殉道的信仰，時至今日，那一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延續下來的悠長尾音，也終將消歇。
      然而，對於當代中國，我總覺得倘若沒有了他們留下的無數悲情故事，以泣血的經歷來昭示其屈死，或怨死，或慘死，生命已不存在的意義，作為觀照，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人或許就不會真正懂得反思，不會留住然“明禮義、知廉恥”傳統，不會守護良知，不會把神還原為人，因此，倘若聽任歷史記憶的逐漸消失，熟視而無睹，那將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反之，即使從記憶裏讀出的都是淚水，也是有益的。
死不瞑目的文革怨魂
      上世紀的“文革”時期，那是1968年11月2日，李廣田先生不明不白地屈死在昆明城郊一處名叫“蓮花池”的水塘中，後來被廣泛地認為死於自殺，按照當年的說法，這叫做“自絕於党，自絕於人民”，或者干脆簡稱為“叛黨”或“叛徒”二字，一沾上邊，即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也替施虐者脫盡了干係，不承擔草菅人命的任何法律問責。
      然而，據目前的文革史料記載，至翌日被人發現時，李廣田先生滿臉呈現淤血，眼睛尚未合上，脖子上有繩索捆綁的痕跡，後腦勺上有明顯的打擊傷痕，可見被謀殺的證據確鑿。後來，許多人曾對於李廣田的死因提出異議。但是那年那月，中國的公檢法徹底癱瘓，沒有誰敢去幫李廣田驗屍，調查死因並寫成文字。因此，他的遺體很快就被狷狂的紅衛兵運走，自作主張地火化了。
      這個蓮花池可不是普通的荷塘水榭，相傳是佛家命理中結束生命的好去處。明末將軍吳三桂的愛妾，蘇州名妓陳圓圓就曾于此投水自盡，詩詞佳句“沖冠一怒為紅顏”講述的就是這段傳聞，一代天嬌，轉眼間就香消玉殞。上世紀九十年代，經濟改革，蓮花池邊開了大飯店，賣雲南的佳餚“過橋米線”，生意興隆。飯店裏有花園，有新立的石碑，記載陳圓圓的身世事蹟。但是，園子裏卻沒有記載李廣田先生在此罹難的任何文字或碑文。這讓我想起了老舍先生投水的北京太平湖，至今湖邊也尋找不到任何碑文，只有湖邊搖曳的蘆葦叢，在寒風中發出的沙沙作響聲，默默地述說那一段讓人欲哭無淚的悲情故事。
      其實，現代中國的士者從來就不乏屈死冤死的題材，文革期間因自殺，或稱之為非正常死亡的著名文人學者何止成千上萬？還記得“四人幫”受審時，最高法院院長黃火青宣讀的政府報告裏就講到，文革中被直接迫害致死的知識份子計有十四萬人之多！其實，民間記憶遠遠超出這一官方統計數字。迄今為止，歷史還沒有忘記他們，不勝枚舉：報人鄧拓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寫下《與妻訣別書》後，於1966年5月18日自縊身亡，成為在那段非常歲月裏，第一個以死證明自己清白的殉道者；緊接，作家楊朔在無休止的批鬥中，絕望於8月3日，吞服安眠藥自殺；第一紅色秘書田家英因受奇恥大辱，在中南海庭院裏上吊自殺；戲劇家老舍也于同年8月24日因不堪凌辱與迫害，在北京投湖自殺；國學大師熊十力，絕望於國事日非，於1968年5月24日絕食身亡，以死抗爭；才華橫溢的文學翻譯家傅雷9月3日偕妻雙雙自縊身亡；頭牌紅色歷史學家翦伯贊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在清華園家裏雙雙服安眠藥自殺，他的死曾令毛澤東“龍顏”震怒，認為拂逆了他的面子；報人儲安平因言獲罪，當了幾年的大右派，還沒緩過穢氣來，也在文革中未能逃脫，再次成為紅衛兵們攻擊折磨的對象，任意辱罵，拳打腳踢，捆綁遊街，無所不為，受盡人身侮辱，最後忍無可忍，他於1968年8月的一天離家出走了，從此人間蒸發，下落不明，四十多年過去了，至今是死是活，無人知曉，成為了“文革”時期遺留下來的共和國驚天懸案。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這一代人所接受的正規紅色教育，多來自于中小學語文課本上曾讀過的那些優美課文，均為精選出的中國現代散文典範，然而其作者在文革中因被迫害而屈死冤死的不乏其人。那年那月，一介書生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狂飆裏掙扎求生，內心之驚恐可想而知。
      曾幾何時，草菅人命的“主子”與跑龍套的“家丁們”都握有了生殺大權，可以按照他們自己的邏輯思維行事，以言治罪，對弱勢群體的知識份子任意施虐，這或許是現代中國最大的弔詭了。
      因此，當年社會政治生活的不公和不義使得李廣田們的死亡成為超出生命常態的現象，彌漫在現代中國的土地上，然而在當下作家的字裏行間，對於死亡的記憶與敘述往往付之厥如。那年的李廣田或許是陷於集體狂熱中發自內心的崇拜，抑或是在被劃為右派的境況中為了自保，違心地稱頌毛澤東是“父親”，無論出於哪一種衷曲，終竟也未能給他的人生帶來好運。然而，這一切都真實記錄了現代中國知識份子過往的生存狀態和命運多劫。

      逝水流年，倍受推崇的紅色作家
      眾所周知，李廣田是中國在1958年拍攝的著名電影《阿詩瑪》的編劇。該劇的主要演員楊麗坤在1966年也受到殘酷迫害。年僅24歲，正是青春韶華，對人生充滿了無限美好的嚮往，竟被當作“壞分子”和“修正主義苗子”多次批鬥遊街，被塞進不能直立的舞臺下面，在黑暗中長期關押，並且多次遭受毒打，最終精神失常，終身未能徹底恢復。在世紀之交的千禧年她去世時僅有58歲，一代名伶就這樣被毀了，令人惋惜。與編劇李廣田之死得慘烈相比，演員楊麗坤的人生結局則顯得淒美，令人聞之落淚。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李廣田先生亦是散文大家之一，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入讀北大外語系，先後在《華北日報》副刊和《現代》雜誌上發表詩歌、散文，並結識本系同學卞之琳和哲學系的何其勞，出版三人詩合集《漢園集》，時稱“漢園三詩人”。他一生著有長篇小說《引力》，短篇小說《金罈子》，詩集《漢園集》(合著)、《春城集》，《圈外》、《回聲》，散文集《畫廊集》、《銀狐集》、《雀蓑記》、《日邊隨筆》、《西行記》、《灌木集》、《春城集》，理論專著《詩的藝術》、《文學枝葉》、《文藝書簡》、《創作論》、《論文學教育》，編選《聞一多選集》、《朱自清選集》並作序等。
      李廣田出生在山東鄒平的王姓的農家，因家境貧寒，從小過繼給舅父，改姓李。1923年考入濟南第一師範後，開始接觸五四以來新思潮、新文學。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後，回濟南濟南中學教書，1941年秋至昆明，在西南聯大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書；隨後不久，他帶領聯大學生輾轉到了四川成都附近的德陽縣羅江小鎮，在那裏開創了國立第六中學四分校，吸引了一大批進步知識份子到校任教，例如孫東生、馬克先、桑常山、方敬、陳翔鶴、陶稷農等諸位先生，被稱為"國統區"唯一的紅色中學；抗戰勝利後，他先後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務長，雲南大學教授、副校長、校長，中國科學院雲南分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作協雲南分會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等職務，既是紅色詩人，人文學者，又是教育大家。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生活在雲南的作家公劉、黃鐵、劉知勇等人開始研究、整理《阿詩瑪》的民間傳說故事，但後來他們都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被迫中斷了這項工作。為了向國慶十周年獻禮，李廣田接受了繼續整理《阿詩瑪》的工作。他深入到許多彝村，聽取撒尼人講述阿詩瑪的故事，最後整理完成了彝族撒尼族的民間長篇?事詩《阿詩瑪》。然而令人沮喪的是，就在作品即將出版的時候李廣田也被打成右派。儘管如此，這部長詩還是在1960年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脫掉右派帽子後，繼續整理修訂這部長詩，並在他的參與指導下，由劉瓊拍成同名的音樂電影，受到觀眾的高度讚揚，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大陸電影的經典之作。
      文人自賤，認毛為父為那般？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李廣田是第一人，稱頌毛澤東為"父親"，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大耀進"時期流傳甚廣。當時，舉國上下陷入瘋狂，任雲南大學校長的李廣田也受到"大好形勢"的觸動，懷著一顆所謂的"赤子之心"，寫下了一首《他在各處行走》的頌詩。這首詩把政治偶像稱作"父親"，這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真是震古鑠今，前所未有。文革結束的197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紅太陽頌》詩集，竟然還將這首詩編入其內，使它在浩如煙海的"紅太陽頌"中佔據了獨特而醒目的位置。李廣田寫道：
      "走啊，走啊，// 他的腳步帶動著我們的腳步，// 他的腳步帶動著祖國的腳步，// 沿著社會主義的大路 // 飛躍前進。// 就是他，// 這個巨人，// 這個用堅定的大步走在祖國大地上的人，// 這個用輕柔有腳步走在我們心上的人，// 我們，我們六萬萬人民，// 我們是多麼尊敬他，多麼愛他呀，//他比我們自己的父親還更親，// 他是我們六億人民的父親。"
      撇開政治色彩暫且不論，應該說，李廣田的散文樸實、淳厚，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花潮》、《山色》等優秀作品膾炙人口，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馮至先生曾說："廣田的散文在鄉土文學中是獨樹一幟的"，這是很高的評價。李廣田也是一位詩人，早在1936年，他就與卞之琳、何其芳合寫的詩集《漢園集》出版了，因之他們以"漢園三詩人"而著稱。然而，在文學評論家的眼裏，其詩要比其文遜色得多，當然，他也寫過像《地之子》、《嚮往的心》這樣的好詩。就這首頌詩而言，實在蹩腳，除了獻媚的頌贊之外，再也沒有一絲文學韻味與意境。
      古人雲："詩言志"，今人說：詩歌是抒情的。那麼這首詩有真情實感嗎? 詩中採用了那樣多的讚頌之詞作為鋪墊，烘托出"他比我們自己的父親還更親，他是我們六億人民的父親。"在這裏，我們根本體味不到詩人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倒覺得詩人扳著臉孔，像是為迎合政治需要而為街頭巷尾製作張貼的標語。曾經的詩人，其情感世界並非如此，
      在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中，"嚴父慈母"為特指具象。千百年來父親之"嚴"已成定型的概念，因而"父親"一詞斷然不會進入現代中國人崇拜偶像的詞典。作為文學家、教育家的李廣田，似乎要突破固有的思維，洋為中用，把蘇聯人崇拜偶像的稱呼移植到中國，重塑"父親"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要在中國開拓出歌頌領袖的一片新天地來，以表達一位被時代改造過的知識份子對偶像的忠誠。這或許就是李廣田的"志"，然而，卻忽略了中西文化的差異，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也沒有給他的人生帶來好運。

      不為阿世，中國士者的風骨
      回望歷史，建安七子中的嵇康死得就很是瀟灑，不畏權貴所逼，臨死時他請哥哥嵇喜取來琴，從容地彈了一曲《廣陵散》。嵇康面對死亡神色自若，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不悲生命之逝，反歎《廣陵散》從此而絕。一代名士悲壯而風流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以自己高大的人格、絕世的風度，向世人迸發出了最後那耀眼奪目的光輝。
      陶淵明辭官不做，解甲歸田，晚年之死，更是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範例，千古流芳，為後世景仰。人活著不易，能活出人格，活出自我更是不易。今人在褒揚竹林賢人的高峻風骨的同時，或許會感悟他們的人格中也有某種裂變，與現實完全不合作的姿態實際上也是一種不智慧，嵇康的悲劇也就成為了必然。
      其實，歷史所以能成就建安風骨與魏晉風度，一大批古之士者死得其所，正好反證了在現代中國這一傳統的式微。民國時期，士者暢其所言，百家爭鳴，胡適先生就是繼承了這種風骨的文人典範，從不為權貴獻媚，是即針貶時弊，又做學問的性情中人。1949年毛澤東曾通過郭沫若，試圖說服胡適，能與其他民主黨派的部分賢達一樣，留在大陸效力，並許願給予北京圖書館館長的職務，然而未果，胡適去了臺灣。沒想到的是，轉眼間毛即簽署了一道命令，將胡適列入了中共通緝戰犯的名單，像是兒童遊戲，令人啼笑皆非。遠離暴力，治學一生的胡適先生，或許晚年在臺灣都沒想明白個中的玄機，自己何以在海峽對岸變成了通緝的戰犯？
      做為觀照，今天的讀者還可看到郭沫若為毛寫下的頌詩，描繪了1958年初毛澤東在飛機上辦公的情景："難怪天空是加倍的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詩人李季于同年也寫道："世上有多少崇高的情感，/慈母的愛要比一切都更深沉。/可是，我們卻感受過另一種愛，/它比母親更要勝過十分。"(《難忘的春天》)等等，他們唯恐歌頌得程度不夠，唯恐歌頌得不夠新鮮，都在挖空心思地表忠心，使得"紅太陽頌"像滾雪球一般不斷壯大起來。這是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每天驚魂未定時所做出的選擇。當時李廣田已被劃為右派，受到批鬥，但他在寫《他在各處行走》時，是否也具有這樣的心理狀態呢?
      人們常說：詩言志。當年赫魯雪夫稱史達林為"父親"，於是蘇聯各族人民都跟著他喊"父親"，喊得響遏行雲，喊得驚天動地，慈祥、智慧、力量全都彙集於那位俄羅斯歷史上最顯赫的"父親"身上。但是，在中國把偶像稱"父親"，似乎沒有這樣的文化傳統。所承襲的觀念仍然是"皇權"，獨享天子的殊榮;；都希望人們喊他"萬歲"，期盼萬壽無疆，永享駕馭天下的快樂，那年那月，雖然沿襲了"萬歲"稱呼，但誰也沒想到要把"父親"一詞加在政治偶像的頭上。
      回望歷史，凡是竭力恭維過毛澤東的人幾乎都未能善終，例如，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一說的劉少奇，首次提出"要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口號的陶鑄，均被毛關死在陰暗潮濕的地下牢獄之中，首次提出"萬壽無疆"的林彪則命喪天涯，文人的例子就更多得不勝枚舉，不一而足。
      類似的情形還有郭沫若，從開始就把自己擺在詞臣的位子上，但在毛面前，他將感情與原則混在一起，總是誠惶誠恐，完全失去了自我人格。 因此，毛發動的歷次整人運動，他都緊緊跟隨，從反胡風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時甚至比毛都走得還遠。毛說要百花齊放，他就為一百種花寫了一百首詩；毛喜歡李白，他就專門寫了一本〈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大風卷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當作杜是大地主的證據，令人讀之哭笑不得。他對毛極盡歌功頌德，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沒有覺悟。他病重期間，還把家人叫到身邊，要他們記下他的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我死後，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這段遺囑，可以解釋他一生中的行為。盲從的信仰鑄成了他晚年的悲劇，一位具有曠世奇才的詩人兼文學大家在其後半生被徹底扭曲了人格，文才被徹底毀了，再也寫不出當年的美麗詩文。
      如今，回望兩位文化大師，胡適始終是一個人，在權勢面前從來沒有失去尊嚴，形象越來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雖然很高，人格上卻顯得像個侏儒，這讓我想起他寫作《女神》和《屈原》時的風姿，實在令人為他的晚年失節而扼腕歎息！總結兩位先輩學者的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反省：讀書人怎能失去自己的良知、尊嚴和人格？

      扣問良知，中國讀書人的自省
      《孟子》有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體現了儒家思想所宣導的"自省吾身"的一種人性境界。今天，我們再讀當年的愚昧頌詞時，或許會感覺到，當年的一大批知識份子雖然把人類最美好的詞語拿來相互組合，但內心的那份生態憂鬱還是從乾癟的文字中流露出來。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李廣田被調往雲南大學當副任校長。1956年他被選為"八大"候補代表，出席中共八大。1957年擔任雲南大學校長，雖然在這一年發生了中國文化史上最恥辱的"反右"一幕，但李廣田並沒有受到衝擊，相反，他步入自己人生最輝煌的時期。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到處呈現著鶯歌燕舞的景象。官方控制的媒體把自己的宣傳功能發揮到最大化，整天喋喋不休地渲染"大躍進"的成果。還有各地的報告會、交流會、表彰會等，一個接著一個，都在鼓噪著相同的主題。虛假的現象漫延開來，構成人類有文明史以來空前的說謊奇觀，中國進入到一個令人迷惑的魔陣。各類文人紛紛也抵制不住內心的激情，用他們最擅長的筆謳歌起救世主的偉大來。稱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的"父親"的李廣田既是這樣寫下了《他在各處行走》。
      然而，李廣田稱毛澤東是"父親"，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就在寫完"父親"的頌歌後不久，他帶領雲南大學的學生參加了大煉鋼鐵與農村生產勞動。在這個過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大躍進"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於是知識份子的使命感湧向心頭，他又大膽地提出了許多異議。這個時候，有人就開始整理他的材料，隨之噩運從天而降，在中國流年不利的1959年他被增補為右派，由雲南大學校長降為副校長。 
      那年那月，文革伊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阿詩瑪》成了李廣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他被監禁起來，遭受嚴刑拷問：本來阿詩瑪和阿黑在傳說中是兄妹關係，可為什麼要把他們修改為男女的情愛關係呢，這不是在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嗎? 還有，阿黑射了一箭，高山就崩裂，岩石就讓路，河水還要倒流，駿馬還會銜著花去報信，這不是宣揚超人嗎? 中國沒有超人，如果有的話，只有一個，那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當然鬥爭會不是藝術討論會，縱使李廣田有七八張嘴，也不能將心裏的話向這些"家丁們"說清楚。於是，他被人扭著胳膊，拉上臺去批鬥，他的脖子上掛上沉重的大牌子，在陣陣口號聲中被拖出去遊街示眾，他在成千上萬人的注目下被罰跪，被拳打腳踢，一個知識份子的顏面被徹底掃蕩，在全國各地暴虐知識份子的狂潮中，李廣田萬般無奈，也只好向他寫了無數詩文予以歌頌的土地告別："再見，再見，這一別將永無再見之一日！"是啊，書寫歷史的標點全是問號，歷史的幕後故事全是驚嘆號。
      從此，李廣田對偶像冠以"父親"的歌頌，也就成了"紅太陽頌"的歷史絕唱。在漫長的人生路途中，李廣田與同代其他知識份子一樣，也歷經了人生的許多大喜大悲、許多坎坷曲折，或許這不能不使他在書寫自己悲劇命運的同時，也從無情的流水年華中去思考人的命運，尤其是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客觀上，李廣田們通過自己的死，引起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對自己生存狀態的反思。
揮不去的是記憶，留不住的是年華。在宏闊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文人的"折腰"已形成了一個文化生態鏈。我們在回顧李廣田先生的慘死遭遇時，如果將他放到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大環境中，或可看到那年那月，左傾思潮不斷膨脹的時期，這一人格悲劇的必然，亦如同一座時代大鐘，或可返回到起點，但已不是昨天。
      《詩經》有雲："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這句話說得實在醒世！歷史本身就是一面"殷鏡"，離我們並不遙遠，當我們拂去表面的塵埃，那些淡出的影像就會重新清晰地映入我們的眼簾，李廣田們的現代人生悲劇似可永遠引為後世之誡，不會因為朝代更迭，歲月變遷，時光流逝而失去其鑒！
      作者：桑宜川博士

李廣田（左二）與曹靖華（右二）、吳曉鈴（左三）、石真（左一）攝於1948年。

李廣田編劇的電影《阿詩瑪》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