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軍事件，到目前為止，內幕如何，還只是各種猜測。不過大家比較統一的認識，是認為這是圍繞十八大人事安排展開的政治角力。筆者也比較認同這個看法。
      因為王立軍從遼寧到重慶都是薄熙來的得力幹將，曾經深受信任，即使雙方有矛盾，若非萬不得已，薄熙來決不會在這個幾乎可以說是決定他個人政治命運的關鍵時刻逼深知自己底細的親信“反水”。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相信這點政治智慧薄熙來還應該會有。所以說有人想以王立軍為突破口，搬倒薄氏，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 
      但這畢竟也只是猜測，多說無益。筆者只想討論如果這確實是一場政治角力，那麼，薄熙來應該去還是留。
      筆者傾向于薄熙來留。
      筆者這只是從純政治的角度出發作出的判斷。至於有人說薄熙來貪污腐敗等等經濟問題，不在此文的討論範圍之內。因為筆者不知道大陸的高官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兩袖清風”的。但筆者知道每當大陸有高官因“經濟問題”落馬，總有人將其解釋為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
      那筆者為什麼傾向于薄熙來留呢？因為他創造了一個簡稱為“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
      唱紅打黑被許多人（精英）攻擊，說是想重走“文革”老路。這個老路走了沒走，筆者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沒有證據憑想當然給人扣帽子，那也是“文革”遺風。就事論事，現在中國的社會文化也正在日趨多元，“唱紅”如果只是多元社會文化中的“一元”，應該也允許其有存在的空間。畢竟我們現在還有那麼多“前紅色中國”的“遺民”在，滿足這部分人的某種情緒寄託也是當今“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吧？再說了，如果擔心“唱紅”會破壞三十年“改開”的豐碩成果，那麼這“成果”為何如此“弱不禁風”，就頗值得玩味了。
      至於打黑，如果有“黑”，自然該打。方法上有沒有值得商榷之處，那是另一個問題。不敢說別人做事不對，卻在別人做事的方法上“莫須有”地橫加指責，這種人當然永遠正確，但其動機卻也頗可懷疑。
      相對于重慶模式，聽說還有一個與之不同的“廣東模式”。這兩個模式的區分點，據說在於前者強調如何分配社會利益這個“蛋糕”，而後者強調如何做大社會利益這個“蛋糕”。很顯然，弱勢群體比較更關心如何“分蛋糕”，而資本擁有者則更關注如何把“蛋糕”做大，從而獲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似乎可以這樣說，這兩個模式其實代表了社會上不同階層人們的利益訴求。這就很有點像我們加拿大的不同政黨。
      拿我們卑詩省的情況來比的話，就好像一個自由黨，一個新民主黨，分別代表以大財團為代表的富有階層和以工會為代表的草根階級（這個劃分也許有些機械），這才能反映本省的社會現實。
      現在讀者可能會瞭解筆者為什麼希望薄熙來留下的原因了吧？因為這會讓中國社會多一個選擇。
      允許兩種不同模式的共存競爭，由人民作進行選擇，而不是通過內部權鬥，排除異己，顯然對人民有利。其最後會催生出中國式的“（兩党）民主”政治也說不定呢。
      石連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