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是時代的主題。中共重視國統區文藝戰線上的鬥爭，為了組建一個在中共領導下的愛國作家團體，使作家們團結起來，以文藝這個武器反對國民政府，在征得魯迅同意後，1929年，中國共產黨文藝委員會決定，以魯迅為領袖，以左翼作家和圍繞在魯迅周圍的青年作家為核心，組建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
       魯迅和周揚都是20世紀30年代初“左聯”的創建人，魯迅為“左聯”的成長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還為“左聯”提供了很多經濟上的援助。但是，“左聯”的最高權力由黨團書記掌握，魯迅作為“精神領袖”而存在，並無實權。1933年5月，周揚接任了“左聯”黨團書記。
       1932年11月，周揚主編《文學月報》時，浙江寧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筆名創作了長詩《漢奸的供狀》，在《文學月報》第4期上發表。為了諷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種人”蘇汶，芸生在詩中使用了大量侮辱、恐嚇甚至下流的語言，比如“×你的媽，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做剖開的西瓜”，等等。
       魯迅看後認為沒有罵髒話的必要，便以致《文學月報》編輯周揚一封信的形式，即著名的《恐嚇和侮辱絕不是戰鬥》，指出“現在有些作品，往往並非必要，而偏要在對話裏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似的。……至於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珖阿Q?玼的戰法了……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珖論爭?玼。……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
       作為主編的周揚，認為魯迅的信對他是一種批評。這封信被周揚發表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學月刊》第1卷第5、6期的合刊裏，隨後，周揚動員他人向魯迅的意見提出挑戰。1933年2月3日“左聯”的刊物《現代文化》就出現了兩篇反駁魯迅的文章。這使魯迅感到“左聯”內部的復雜性，認為有人存心與他暗中為敵。
       1935年，魯迅對蕭軍和蕭紅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由此可見周揚勢力之大，也可以看到魯迅所承受的壓力。
       當時“左聯”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每期都要寄給魯迅、茅盾等領導人。但其中有一期未寄，魯迅找來這期刊物，發現其內容是總結1934年全年工作的報告，其中對“左聯”工作中的缺點提得很尖銳，作為領導人的魯迅卻一無所知。
       至此，魯迅與周揚的矛盾就公開化了。
       在魯迅的眼中，周揚將“左聯”漸漸演變為一個政治團體，內部有完整的權力結構，不允許異端的存在，周揚竭力建立個人權威，志在做“文壇皇帝”。
       1935年下半年，中共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託蕭三寫信給“左聯”，認為“左聯”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建議解散“左聯”，建立新的文學團體。周揚等人認為“左聯”存在“左”的關門主義，應解散“左聯”，成立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文藝家協會”。同時，要大力提倡愛國的“國防文學”，而不宜再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以此迎接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
       魯迅讚成組建新的文學團體，但提出，應該發表一篇解散“左聯”的對外宣言，聲明“左聯”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勢下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需要，以避免外界的各種猜測，但這個要求未被採納。
       而且，延安為了取悅國民政府，並沒有與當初“左聯”的創辦人之一魯迅磋商，即下令解散了“左聯”。
       文﹕浦阿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