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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那些年”
( 2012-02-17 )





      在被網絡連同平面和電子媒體輪番密集攻擊後,終於靜下心來看了《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之後幾次提筆想寫什麼,拖啊拖啊,思緒浮浮沉沉,如此若有若無地翻騰了數月,感受上是那些被撩起的情懷,可以放下,卻無法淡去。
      五年前首先從網絡讀到九把刀的這部自傳體小說,一如現在我們看到的電影。以小說看,作者文字功力一般,過份沉迷瑣碎細節的描寫,導致整體結構鬆散累贅,尤其是柯騰國中時的生活展現,以及心機處處。電影好的地方是將小說這些缺點全部掠過,鏡頭聚焦於國中的情感萌芽時,以及大學後對感情的詮釋,令到柯騰與沈佳宜兩個平行的成長空間,在青春向往中彼此關照;電影處理得不好之處是如斯清美的故事,導演過份依賴演員的表演,弱化了“鏡頭是電影的語言”這個功能。看《那些年》,我腦海一直期待能獲得觸動心靈的鏡頭感受,就如當年看侯孝賢的《童年往事》那樣,但可惜的是九把刀偏偏缺少了電影表述功力這把刀。
      不過,我還是很推崇《那些年》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現在我們看到的電影,已經完全從小說中脫胎出來,有了更強的主題建構。
      小說所注重的是愛情的成熟,柯騰與沈佳宜交往前心中有個李小華,與沈佳宜分手後再有了新的女朋友,而沈佳宜在柯騰之後又交了幾個不同的男朋友;電影則只局限表現青春期萌發的異性之情青澀純美,相比之下,後者更能撫慰記憶,觸動心靈。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故事發生年代在1994年,彼時的台灣恰好是在“解嚴”後向一個全新的社會民主形態過渡的過程,長期被壓抑的“思變”精神成了社會的顯學,人們一方面欣喜地迎接新生活的衝擊,另方面也不斷拉昇對未來的期望。之後的921大地震、政黨輪替、千禧年接替而來,台灣人的精神面發生顛覆性的改變。
      假如我們將台灣邁向民主的這個過程看作是人的一生,那麼,1994年的台灣猶如一位剛從父母嚴格監管下獲得少許自由空間、步入青春反叛期的少年人,人們追求更肆無忌憚的民主,更不甘寂寞的自由,更無束縛規則的解放,和更無厘頭的輕鬆狀態。這個獨特的社會形態,在影片中被高度濃縮在一間非常小、帶有舊日式學校味道的彰化縣精誠中學,鏡頭刻意將校舍的擁擠,密集的學生與周圍林立的嶄新高樓作強烈對比,這真的就是台灣,那種被孤立、被俯視、被忽略的空間下,人們用最大的想象力突破封鎖,求得最大值的自由。影片加插了張雨生的《永遠不回頭》和黃舒駿的《戀愛症候群》作背景,強化了這種喻化作用,像《戀愛症候群》中所表達的:“心裏想的衹有愛你愛你愛你愛你,也不管海峽兩岸統一問題,也不管衣所匹亞多少難民,只管愛你”。
      也正是因為在這樣獨特的大環境下,影片中一些不可思議的鏡頭,如年青人聚眾自慰、柯騰在家中面對父母赤條條生活、自由搏擊比賽等,應該不止是表達新生代的反叛以及鄉民文化的時尚,更重要的是帶有思考性的隱喻批評。不過,從美感上看,我個人確實無法忍受這種強迫思考的處理。
      這猶如在一隻美麗蝴蝶身邊,伏一隻醜陋的綠頭蒼蠅,再清雅的心情,都會被破壞掉。
      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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