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年代，謝富治是中共名將。中共建政後，他被任命為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實際上是雲南省的黨政軍“一把手”。1955年，他被授予上將軍銜。1959年，他奉調北京，任公安部部長、人民武裝警察部隊（1962年改為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1965年，謝富治陞任國務院副總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部長。
      “文革”一開始，謝富治就奪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權。1966年5月，謝富治派出了由44人組成的聯合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宣布對前任局長及其他領導成員隔離審查。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獄。
      在謝富治的煽動支持下，“砸爛公、檢、法”成為當時造反派一個主要的口號，全國的公安機關都陷於癱瘓。謝富治在“文革”期間的各項罪行，以提出“砸爛公、檢、法”這項罪行波及面最廣、造成的危害也最大。
      “文革”初期，江青策動一些人打頭陣，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謝富治搶先放了“頭炮”，把靶子對準鄧小平，誣陷鄧在1949年以後變得越來越不尊重毛澤東。江青對謝富治的表現很滿意，高度稱讚他“批得好”。
      謝富治立了頭功，開始受到毛澤東的重視，被補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從1967年起，謝富治擔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謝富治當選為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1971年1月，謝富治又擔任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中共建政後最大的冤案，當屬國家主席劉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製造這一冤案的過程中，謝富治是元兇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舉行碰頭會，決定設立專案組對劉少奇、王光美的“歷史問題”進行審查。鑒於當時劉少奇還是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不便直接審查，便先設立王光美專案組，對外叫“中央辦公廳丙組”。謝富治擔任組長。
      自1967年3月起，劉少奇的“問題”明顯升級。3月21日下午，毛澤東、林彪正式決定將劉少奇的歷史問題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此後的劉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失去了為自己辯論的自由。
      1967年10月23日，謝富治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會議上說：“劉少奇自首叛變問題，有個八九成，可能還是內奸。”
      1968年9月，謝富治指揮王光美專案組整理出3份經過逼供而羅織成的“罪證材料”，送到了住在釣魚台11號樓的江青手中。經過江青、康生、謝富治3人在釣魚台的緊張策劃，逼供而來的3份“罪證材料”被改寫成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最後經張春橋修改定稿。在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通過了上述《審查報告》，做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在“文革”中劣跡斑斑的謝富治，因為身體的原因才沒有能夠繼續危害社會。1970年，謝富治經診斷患有胃癌。此後，他的活動明顯減少。
      1972年3月26日，謝富治在北京病死，終年63歲。中共的悼詞稱謝富治的死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謝富治、康生進行審查。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把康生、謝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黨公布，同時撤銷這兩人的《悼詞》，並開除黨籍。
      謝富治的骨灰匣也被請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將謝富治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16名主犯之一。文：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