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新人已經誕生、存在、成長二百多年了。他們從現實的挑戰中，在冷靜的觀察後，一步一步地從具體到抽象，從技術到思想，從一地一國到全球人類，概括總結了東西方文化結合的態度和辦法。
      最早的一批文化的新人包括：
      林則徐——這位出生在1785年的真正的近代民族英雄眼見中國的科技比不上西方，立即主張“學其優而用之”，他被譽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1794年-1857年)，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注意他看重的是西方優越的技術（長技）而不是別的。他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進而以制服西方”。
      文化的新人不僅僅高踞在朝廷之中。在反抗滿清的造反者中更有洪仁玕(1822年-1864年)。他根據他在香港及上海多年所見所學的西方知識，提出《資政新篇》，作為太平天國長遠發展的綱領。其中提出在經濟上要學習西方：興商業、辦銀行、建設鐵路、開礦、辦郵政；而且還提出要有保護人身的司法制度、辦報紙傳遞訊息、監督政府等等。這種觀點比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想法更多了對西方思想的優越部分的承認。
      在滿清的朝廷中，不斷有人將如何對待東西方的對立作為研究課題。
      張之洞（1837年-1909年）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高度概括性的態度，他對自己的文化有堅定不移的優越感，但同時也認識到西學的實用價值。他的這種態度，以今天生活在西方的後人的生活經驗證明確實是合理的。
      還有天才的鄭觀應（1842年－1922年）。他主張中國不僅應該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還要採納西方的政治體制，建立議院制度。他是最早主張用西方的教育取代科舉的達人之一，“時文不廢，則實學不興；西學不重，則奇才不出。”
      中國20世紀最重要西學翻譯家嚴復，系統地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他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著作。這位翻譯家也是思想家。嚴復曾道：一定要先經過新的文化思維之整合改造，方能將西方文明制度之“馬蹄”，套用於我們這原屬封閉保守之古老中國“牛腳”上，如此，中國才有機會躍登富強之林。他認識到學習西方不能僅僅局限在具體的做法上，而是要提到思維整合的高度。
      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戊戌變法的宣導執行者康有為（1858年－1927年）主張，在寄託普遍人性或人類普遍理想價值的“中學”、“經義”或“古意”基礎上，“節取”、“借鑒”近代西方的“專門之學、高異之行”，是中國走向民族富強、實現人類普遍理想的不二途徑。
      在這裏我們已經感受到康有為已經清醒地看到中華文化的精華（“寄託普遍人性或人類普遍理想價值”）和西洋文化的長處（“專門”與“行”），以及兩者結合的重大意義：它不僅代表了當時中國的出路，更代表了全人類的前途。
 其後的章太炎、陳獨秀、胡適等等都在東西文化的相互學習相互補充方面寫下光輝的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片面的民族主義的歷史上被定義為“崇洋媚外”、“喪權辱國”，甚至“賣國賊”、“漢奸”的李鴻章其實是在近代歷史上向西方學習最積極而且辦實事最多的人。他是中國近現代電力、電訊、郵政、金融、外貿、鐵路、航運、冶金、造船、教育、翻譯、出版、海軍、兵器等多項事業的組織、締造者和具體執行者。他栽培扶持的高級土洋兼通的人才為近現代中國的發展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從常識講，辱國賣國的責任不應該由李這個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外交官肩負，而是應該由當權者清政府承擔。
      從東西方文化結合創新的角度講，李鴻章是當之無愧的先行者。
      中國的歷史如果沿這些聖賢的思想和實踐所指引的路線前進的話，中國很有可能是真正的經濟強國，文明大國而不是今天的世界消費品傾銷市場和文化侏儒。萬分可惜的是，中國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道路健康發展的機會被時勢與歷史劫持。意識形態的分歧與爭戰讓大多數的中國人忘記了曾經有如此燦若群星之眾的聖賢行者在百年前就找到了讓中國強大的法寶，實踐了讓世界和人類受益的新的西東整合了的文化。 
      圓德英文學院阿木老師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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